见证焦点访谈-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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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声明，我和刘文绝对是部里最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出门在外绝没有任何投鸡摸狗的行为！可如实招来的是，自打2月份我俩拍了那个反映收容遣送的片子，我俩一到广东，心里就有点打鼓，因为我俩知道，虽然我们怀里揣的都是伟大首都北京的身份证，可在这里可都算是进城外来人员，一在广东无合法工作，二无那要命的暂住证，这要是一旦被查到，诸位兄弟可就只有到收容站去赎咱俩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黑暗，以前听许多人说过，但亲身经历今年2月份可还是第一次。
收容遣送制度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开始于5、60年代，主要是收容在城市里的国民党残兵、城市伤残贫民。这是一种带社会福利色彩的社会救济行为，所以从那时开始，这项工作就一直由民政部门来负责。80年代，关于收容遣送的第一部法令颁布，这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管理办法》，这部法令规定在城市里流浪乞讨的人都要遣送原籍。收容遣送开始有了以限制公民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城市靓丽形象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某届政府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个通知，把“三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人员正式列为需要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以采访为名全国各地到处溜达的人们，理论上到任何地方（当然是城市，中国的农村向来是最开放的，来去自由）超过3天的都必须到各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户口和暂住证！不然哪一天，在任何城市的街头碰上各种各样的“棒子队”，你都有不由分说被塞上“猪笼车”，遣送原籍的危险！
接下来就该说说“钱”的事了。这里您可能会问，这收容遣送跟“钱”有啥关系呀？实际上您想在我们这年代，各行各业哪个部门不都和那“劳什子”有关系呐，收容遣送自然也是一样！因为要收容要遣送那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各地的财政当然都得往外掏，有往外掏的自然就有人要挣这笔钱，加上抓来了人，各种罚款、收费、外快自然也就钱出有门。
比如在广州捞一个人的明码标价是1500元！有高额的利润，各地派出所、执法对也就有了抓“三五”人员的兴趣。所以广州市收容所外只要每天一上班，你会看到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场面，一车车的“人”！没有犯任何罪的人！就那么一车车得拉进收容所，然后大家奋勇上去开始捞人，想尽一切办法捞人！没有人要的，或者捞不出来的，又一车车拉出去！那场面刹是热闹！
我们的线人就是这样，它先是在南海被抓，又因为口袋里实在没什么油水，于是广东湖南的收容部门就废物利用，把这样的“人”一车车批发到湖南的许多农场、茶场去干活，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去干半年的活！这样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每个人只要交50元，所以在一家茶场，茶场的人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就是奴隶，21世纪的奴隶！
拍完这部内参片子我还想，在以后拍片的经费里是不是也应该加上办暂住证的费用，这样比较符合国家的法令，也会省去将来万一那位兄弟被抓紧去以后赎人的费用。当然此为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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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与劣之辩／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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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市场看洋货》节目播出前后，关于假货与劣货之间谁更可恶的争辩在周围同事之间时有进行。本来是无可辩之辩的问题，之所以辩，一方面是因为劣的危害是直接的，假的危害是隐性的，买假之人甚至还可以体会到假的好处，如本人手腕上佩带的手表，吕少波夫人提的皮包，司机牛师傅穿的T恤，（这本来都是为了拍摄需要而不得已为之购买的，现在却在忠实的起着该起的作用），当然天性使然，凭空地多添了些没必要的解释，不想总怕台纪委的同志，什么时候来摆一道阔气名牌的来历。
说起来，假与劣之辩，还是从目前的现实引发来的。天津洋货市场的假货多，多到只要去过的人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这种假你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就连北京你也可以一二三地点出几家大的市场。难以遏制的原因，从需求上讲，跟一些老百姓的买假态度有关系，花上不多的几个钱就可以享受一把名牌的待遇，这对于许多羡慕名牌，又对名牌价格不敢恭维的人，未尝不是好事，这种观念作祟，一些管理部门的态度就成问题了。他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尽管心知肚明，就是不下力气去抓。拍片过程中，当时为了拍到有关部门知假不打假的态度，还很是费了一番脑子，设想的几套方案都没敢用，结果打发司机牛师傅冒充农民去投诉，取得的效果意外之好。正是因为这种知假买假的投诉是惟一的一桩，再加上牛师傅憨厚的外表，把管理部门的人搞得哭笑不得，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了一番“不知道洋货市场全是假货，没真货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更有甚者，管理人员还直接与售假的市场通上了电话，答应马上可以退货。其对市场售假情况的门清可见一斑（当然这种算计人的段落让孙玉胜总编痛下杀手了）。
现实对假货的司空见惯，还闹出了一则听来滑稽的笑话，说是某某领导人的夫人在洋货市场转了一圈后，也十分感慨价格的便宜，结果光假表就买了好几块。这则笑话的真假姑且不论，我认为如果有这事，那么这位领导的夫人不管买假表干什么用，这都说明，领导和他的夫人最起码还显得廉洁朴实，比陈希同要强多了，在手表上需要贪这种便宜，这让老百姓陡然感到和领导毕竟近了许多。当然这也不一定就能说明什么问题，想想18世纪的欧洲贵妇们在有了价值连城的手饰后，也常常是要订上些假货，而将真货束之高阁的。由此看，假的只要似真，还是有些用途的。
劣货则是人人感到难以容忍的，入口的食品当知道是劣货时，常常会让许多胃口好的人做起呕来，当然呕与不呕也要根据经济实力而定。就拿蔬菜来说，谁不知道农药残留严重超标，谁不知道肉食中的激素过多，可又有多少人每天是在超市堂而皇之的买贴有放心标签的？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当下班时间农贸市场红火的买菜割肉场面，让人真真地感到了许多劣货之所以源源不断，因为需求是无奈的，痛骂归痛骂，隐忍的最好办法是不去想，吃着就坦然多了。
由此看来，伪与劣、辩与不辩，原本就是大病之后谈病感，都是无奈。但社会毕竟要向前发展，WTO入世后的经济秩序毕竟要不断整顿，尽管现在欧洲人拒绝超了标的茶叶，我们还喝得津津有味，欧洲人拒绝了含药物成分的蜂蜜，我们还在作为补品。总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讲究起来。
说到归齐，甭辩了，该打的还得打几个，尽管被打的不服气，但谁让你是倒霉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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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买房／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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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馨的家首先得有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以为这是指一套房子——所以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很“小资”地摆喜欢的沙发，挂喜欢的窗帘，在楼下看见窗口的灯光时可以很放心地说：那就是我家的——采访中众多购房者都有着类似的梦想。他们想在深圳安个家，下班后一家人能够轻松地聚在一起——他们努力工作，辛苦赚钱，然后把这血汗钱投向他们的理想家园。他们从没想到：从交定金那一刻起，他们便成了人家砧板上的一块精瘦肉。购房者步步设防，却着着失算，但现实中的消费者始终没发现自己钻进了别人早已设好的圈套，直到节目中那位卖过房子的知情人道出原委。
那位知情人出现得十分偶然。我们在网站上登出了征集广告，那位知情人碰巧腿摔伤，无意中上网看到广告，给我们发来邮件，于是就有了这个节目。节目播出之后，我最怕他被识破，到现在我仍然十分钦佩他站出来的勇气，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做一件与整个行业为敌的事情。刚开始，他似乎没有预料到这个危险，非常坚决地要求出图像，但是审片时孙总强调：不能轻易暴露给予我们帮助的“线人”，因为这样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这样的危险有时候举报人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于是，这位知情人始终被盖在一堆马赛克之下。
采访中，他很少激动，只是平静地叙述，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解释似是而非，他只是说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几天之后我们熟起来，他才告诉我，有好几次当初的购房者在街上认出他，拉住他不让走，说他骗人——他说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种结果。在言语之间，他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隐约还能感到他的犹豫，他反复说他现在这样做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我们动身去深圳的时候，他就注定没有后路可以退。
这位知情人告诉我们：“山水居的事集中了所有的欺诈行为”。我们后来在深圳市国土规划局的采访却证实这种说法纯属幼稚无知。国土局一位领导在给我们推心置腹的时候说：其实山水居的事在深圳根本算不上什么，比它严重多少倍问题的不知有多少，只不过没被反映出来。可就是山水居偷梁换柱、伪造证件这种种小儿科的行为，也让普通购房者防不胜防。现在山水居的业主们每天都被房子问题困扰，他们确实拿到了房子，但拿到的房子并不理想。这种痛苦就好像娶了一个不称心的老婆或者是嫁了一个不如意的人一样，远不如当初单身汉的快乐多，最起码单身汉还可以想象自己的老婆如何美貌、如何多情、如何那个那个，受了骗的业主却只能对着这个黄脸婆发呆，只要这房子还能住，好歹也就是她了——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开发商玩法律游戏。
现在买房子更像赌博，运气好麻烦少点，不走运也不用说倒霉，因为倒霉的属于绝大多数。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们先后了解了三个省份不同特点的骗销个案。他们要么交款七年至今没住上新房，要么住进新房却成天修修补补，不用修修补补的却发现自己的血汗钱都钻进了别人的腰包，所有的事充分证明了一个老商业工作者（我妈妈）的精辟论断“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纵观三个骗销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公式：一流的广告宣传＋所谓便宜的价格＋期房＋一知半解的购房者=商品房销售欺诈。
所以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看房产广告；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买期房……嘻嘻，效果真的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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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而做／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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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川省威远县拍摄《三联公司为何解体》一片之前，我从来没有涉足过此类题材，所以心里没底，便征询制片人的意见。制片人说，尽管已知的信息还很少，但他感觉这个题材很有冲击力。于是，便有了我和邢旭东的威远之行……
“人”字，一撇一捺，头略为上昂，显示出人的不屈和尊严。当年仓颉造这“人”字时，想必本意也是如此。然而，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却并不尽如那纸上的“人”字，迫于种种无奈，往往不得不屈尊。
在我们到达威远县的当天下午，有两人来访，说是反映情况。其中一人自称是“三联公司事件”最大受害者——国有企业威远瓷厂的下岗职工，他指着同伴说：这位是瓷厂的工人“王师傅”。可是，从他们掌握的内幕和提供的材料上看，很难相信他们只是下岗职工和普通工人。进一步追问，他们依然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以后，那位“下岗职工”又多次来找过我们，但总是神秘兮兮的，每次待我打开房门后，他都要先问上一句：里面有别人吗？在得知没有外人后才肯进屋，临进屋前还总要向外张望一番，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时服务员进来送水，他也会显得很紧张，总怕碰见熟人。好在这些服务员都是乡下招来的，自然不会认得他这个“城里人”了。直到我们在威远的采访全部结束了，这位“下岗职工”和“王师傅”也没有向我们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随着采访工作的进行，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也渐渐地被揭开了……
一天，我和摄像老邢到威远瓷厂采访，得知厂领导在开会，我
便去会议室。在那些厂领导里，竟赫然坐着那位“王师傅”，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便赶紧避开我的直视，装出一副与我素不相识的样子。在老邢拍空镜时，我抽空在厂办公室里转了转，猛然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