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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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就是船的局限性太大，我无法跑到正在航行的船只上去问这些船长们，你们怎么都晚上走，白天不走？还有同样的问题，海巡艇检查其它船只的时候，我也无法过去瞧热闹（暗拍）。这实在是太伤脑筋了，只好寄希望于“1518号”船遇到几件像样的事。可到目前为止，行程已过半，只被罚了一次款，人家执法还比较规矩。
长江上一条船的遭遇？行船记？
2003年7月19日星期六晴晚
今天的天气太热了。凌晨两三点钟的千帆竞渡没有如预料出现，一整个白天没有遇到任何一次检查，除了一条在江面来往穿梭卖西瓜的小船，再没有任何船同“1518号”打过招呼，看来这次只好杀翊而归了，为自己准备的押货人身份真是名副其实。
船还在航行，今晚不抛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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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打击了善行／张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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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外表非常普通，与任何一个当地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她能够以夹杂着当地方言的普通话和我们进行交流。毕竟她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当然，现在她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我们也正是为这个来采访她的。
实际上她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只是采访主角不能不提及的人物。主角已经确定将在零三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走上法场。他的罪恶得以昭彰，这位女配角功不可没。
他是陕西白水县的小学教师，她是他的同事；他是老资格的公办教师，她是教龄不长的民办教师。本来，这两个人，只能是教学的前辈和后辈，只能是生活中的好同事，却没有想到，最终他们之间演变成了报案人与犯罪嫌疑人、证人与被告的关系。
他犯的罪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如果不是那两个受尽身体与心灵煎熬的孩子在某一天选择向信赖的贺老师哭诉，贺照兰怎么可能了解，王富荣，这个道貌岸然的好同事、好师长竟然是衣冠禽兽？
他在同事中是颇有人缘的――只除了这桩实际上早已掩盖不住的丑闻。贺老师可能是学校里最晚知道这件事的人了，而且她知道的途径是来自受害人的亲口哭诉，不是像其他同事那样，从别的村、别的老师嘴里听说。
王富荣名声在外。这些年他频繁地转换了七所小学，二十五年教书生涯中，有迹可查的受害者就有十八人，最终有勇气出来指证他的是八人。
最终出来指证的八个人里可能就有最早向贺老师哭诉的两个小女孩。孩子们不懂得王富荣的所作所为是犯罪，是对她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她们疼痛，也隐约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却没有想到可以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她们对抗在她们眼里既畏惧又憎恶的“王老师”。
这两个孩子在忍无可忍向贺老师哭诉时，已经饱受摧残。
如果贺照兰也是像别的同事那样，从种种间接途径获得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她是否也会像别人一样，只把这当作乡村里并不鲜见的性丑闻来一听而过？如果不是因为听到孩子们的亲口哭诉，她是否有勇气有决心把这个昔日的好同事推上审判台？
是的，推上审判台。在很多人听到类似的传闻，只把它当成与遥远美国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相类似的暧昧来听时，似乎没人知道这是犯罪。同校的老师，只是尽最大可能让自家女儿远离王富荣。比如有位老师的女儿数学不好，打算找人补课，当王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忙时，这位老师一口谢绝。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贺照兰，这位只当了不多几年民办教师的乡村妇女，何以有着比其他同事敏锐的眼睛，一眼看出这是可怕的犯罪？还是因为她有一颗更敏锐也更善良的心？
谁纵容了恶行？从一九八七年首次犯罪到因贺老师举报而在二零零二年被抓获，王富荣曾经一度东窗事发，居然都被他化险为夷。谁纵容了恶行？这期节目里，编辑黄剑矛头指向的是当地教育部门监管失控及受害者家长为面子与女儿的后半生所计忍气吞声，以至恶行一再得以实施。
然而，纵容了恶行的这些人，又在同时打击着善行。这么说不是毫无根据的。当贺照兰最终跨越重重心理障碍，拿起电话报警举报王富荣后，议论就纷至沓来。无从考证谁说了什么，只知道，甚至连贺照兰自己也不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怀疑。在外界压力最大时，她一度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把一个有两个儿子的父亲推上法庭？为什么要让一个年迈的父亲失去儿子？为什么要让一个病弱的妻子失去丈夫？
是善良纵容了恶行吗？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让善行都感到如此惶惑？
这是陕西腹地，厚重的黄土地文明有着城市不能读懂的晦涩与曲折。我无法理解，眼前这个普通的乡村妇女，在做了一件最应该、最可以理解的事情后，竟然得到的是最大的不理解。如果这种不理解仅仅表现为几句议论也就罢了，关键的是，它直接影响了贺照兰的生计。
民师薪资微薄，但在当地经济落后的乡村里，民办教师仍然是一份有着相当诱惑力的工作。得到乡民的普遍尊重是不待言的，每月发下的在城市微不足道、在当地足可温饱的薪水也是令人满足的。
这一切，在贺照兰举报王富荣后不久，就随着王的被捕入狱而划上了句号。县里清理民办教师队伍，贺照兰被合理合法地清理回家。贺照兰可能不知道灰姑娘的故事，但她也隐约明白自己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穿上这双并不可脚的水晶鞋的。
采访中，我们的重点在已被宣判死刑、等待最后惩罚的王富荣，重械在身的他外表相当平静，讲述自己的罪行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如果不是铁墙和狱警，如果不是他手上脚上的镣铐，我们几乎也要把他的侃侃而谈当成一个教师的独白了。
举报他后又帮助司法机关做了大量说服受害人工作的贺照兰，倒显得沉重与憔悴。她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似乎也没得到应该得到的支持与尊严。同样的一些人，以低眉顺眼的面目纵容恶行，又反过来气势汹汹地打击了善行。
采访是在零三年十二月进行的。记忆中，这个普通农村妇女的面容和带着一丝愁苦的笑仍是新鲜而生动的。她像我河北老家的大姐，面容中有着太深的岁月刻痕，笑容里有着生活不可解脱的酸辛。
零四年一月，节目播出时，我又在电视上看了她一眼。真想打个电话，对她说些什么。但是说什么呢？说一切都会过去？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再动听的劝说也不能让一颗饱受打击的善良之心得到欢乐。我明白，因此只是默默地拍了她，让她最真实的善与最真实的痛在节目中展现给世人。
令人欣慰的是，前天偶然从台里另一个栏目那里得知，零四年一月，焦点访谈《谁纵容了恶行》这期节目播出后，贺照兰被重新安排工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管是什么原因，打击善行的人收回了自己的拳头，这总是个好的信号。虽然黄土地的千载风尘不是一期电视节目能够吹打得动的，但是，毕竟，大幕被掀开一角，风吹进来了。
附：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富荣被推上法场，执行枪决。最终，恶行没有逃脱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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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高考作弊》一片的思考／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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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9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追查高考作弊》一片，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报纷纷转载，网上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访谈》记者的行为，说好道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参加节目制作和拍摄的记者之一，我简单介绍一下拍摄的情况，谈谈个人看法。
接到这样的举报已经是7月4日了，决定拍摄之后，距高考只有2天时间了，部里决定让我客串学生家长和萧津、朱邦录一起去完成这一任务。7月5日，我们赶了最早的一班飞往青岛的飞机，原计划中午前赶到潍坊，去学校寻找发小广告的人，因举报电话说小广告一般是在中午学生下课时发放。不料，飞机晚点，直到下午3点多钟我们才到了潍坊，去几个学校转了一圈，空空如也，不要说发小广告的人，连学生都没几个。我们找不到要找的“活人”，只好连地下的垃圾纸都不肯放过，见废纸就捡，希望是一张小广告。可惜，捡的不是废烟盒，就是废报纸片，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看看学校周围的电线杆，花花绿绿贴的东西倒是不少，也与我们要找的东西无关。无奈，我们只好用了最后一招，给那个助考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说想要他“助考”，电话是通了，可他不在潍坊，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寿光忙呢，不肯过来，死说活说，他才答应第二天一早过来。
第二天上午，本来要让萧津装成考生和我这个“家长”一道与那人见面，不料，随后在与他的通话中，听得出他对各校的学生和老师的情况了如指掌，让萧津装考生，一个问题答不好就会暴露，所以只能由我一人出面。9点多，这位自称为程鹏的负责人终于上了我们安排的茶楼，把作弊的价钱和手段合盘托出（回来后发现声音录得太小，影响了收视效果）。接下来，他让家长把考生找来，面授机宜，也就在此时，那个摄像包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摄像孔，问这是谁的包，我心里暗叫不好，赶紧回答说，这是我的包。他一脸狐疑，放下包说：“既然学生一时来不了，我先走了。”随后，我们便跟踪他，一直跟到寿光市一个小旅馆前。后来就有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考生和其家长与他接头的镜头，这是朱邦录冒了很大风险在近距离拍摄的。
再后来，他上了去100多公里外东营的车，我们无力再跟。一是我已被他认识，无法跟他同车而行；二是萧津一人跟他危险太大；三是朱邦录跟了他，这边的考生就没人拍，只好放弃。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为了避免被他认出，在跟踪时，我只好脱掉那件扮作家长时穿的外衣，穿着背心在街上走，成了半个“膀爷”。此时我们也曾经想过到公安局报案，但又一想光凭我们的说法，公安局能相信吗，能抓他吗？恐怕不能。因为证据还不充足，公安局可不是随便能调遣的。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就在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位女学生进了考场，确认她为考生之后，向公安局汇报，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的话，迟迟不愿采取措施。由此不难想像头一天就让公安局配合我们去追助考公司查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按其他媒体上批驳我们之后并给我们“支招”的办法：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然后再等第二天跟踪追击犯罪嫌疑人，行不行呢？肯定还是不行的。在没有抓到作弊铁证的情况下，首先我们不能认定那个学生是考生，也不能认定那对母女与助考公司有接触，又去了手机店，就一定会去作弊。我们仅仅是怀疑，凭什么我们能“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呢？一般情况下，那对母女也不会承认她们准备作弊，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天，我们和监考人员在教室询问那位考生时，她先是坚决不承认身上有手机，手机被查出后，她说自己没有用它接收过信息；当手机上显示她确实收过信息后，她又谎称要上厕所，把身上藏的耳机偷偷扔到了便池里……
这样的人，你能指望她在没有被当场抓到的情况下，就承认想要作弊吗？说不定还反咬一口，说你诬告呢！至于说，想让其配合抓犯罪嫌疑人，也不太现实。事发之后，她的母亲马上打电话到家里告其丈夫出事了，暗示他采取补救措施。明明她手里有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账号，可就是不肯告诉我们，说丢了，致使这条线索中断。试想如果那时我们按这个“支招”办了，却找不到助考公司与她们共同作弊的证据，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使助考公司马上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采取更隐秘的手段对付我们，使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更何况在没有确实把握的情况下惊动他们，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等很多复杂因素都会在其中起作用，那时，不但观众看不到“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更谈不上让记者“具备做人的基本准则”了。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当时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才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揭露高考作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