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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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大约凌晨3点左右。梁建增健步（因为打不到出租车）来到我们的直播点看望大家，也带来了孙玉胜和台领导的问候。敲定了方案之后，梁建增、我和康瑞、赛纳在英军威尔士总部的漏斗大楼里找到英军留下的硬床板，在上面和衣而卧。六点一到，鱼跃而起。在大雨中我和随大部队到达的白岩松相拥握手，完成了最后一次直播任务。这就是后来我们开玩笑时候说的：是我们几个最早占领了英军的漏斗大楼。
十年间难忘的经历难以尽数，只能拉一个题目：
1997年11月，参加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报道，在合龙口的船上亲眼目睹合龙瞬间；
1997年和2003年参加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会议报道；
1998年赴湖北荆州，和百万军民共同面对大洪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中直机关先进个人；
1999年在长春李 洪 志老家同法 轮 功骨干分子交锋，调查李 洪 志发迹史；
1999年10月，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阅兵，进行建国５０周年报道；
1999年12月，参加澳门回归的直播，直播地点依然是驻澳解放军驻地；
2002年两会报道；
2003年和同志们一起冒着非典的威胁，报道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可歌可泣战斗历程；
………………
前面提到的香港回归，后面历数的大事，还有十年间制作和参与制作的数百期焦点访谈节目不是告诉自己又活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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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五”在我心中升腾／邢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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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4日上午9时，《焦点访谈》的人随第一批由总装组织的中央几大媒体的各路人马，聚集西郊机场。11时，飞机降落在鼎新机场，在茫茫戈壁滩还要驱车60公里才能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汽车穿越一片绿洲，进入场区的东风路，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巨幅画像和马路两边矗立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大幅照片。高高的发射架、林立的厂房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
有人说这次采访就是一个字——“难”，这一点不假。首先到了厂区两天没事干，只是由总装宣传部的人给找了个车子带着大家到架子底下，又在厂房周围溜了溜弯，你想拍没门。所有的记者都发牢骚那也是白发。有人急了去找宣传部的人，可他们只是说帮忙联系联系，真到了厂区门口你想要进去，那站岗的小战士不管你是什么宣传部、组织部，到了这儿都不好使。因为他们只听他顶头上司的。要不是李法轮到了紧急关头直接转到了张司令那里，谈及要求，并被特许进入，我看所有记者的采访都会成泡影。
那几天正值神舟加注燃料的时刻，为了安全起见，外人想进入可是难上加难。好歹在两天之内我们整遍所有在场的几大系统的老总，进了航天员公寓，进了指挥中心，不管什么白天晚上，只要有人接受采访就行。还记得测控系统那个发指令和按按钮的军人吗？（听说几个司令都是按按钮出身）为了采访到他们可以说历尽了许多磨难，这不在话下。采访宿双宁那天是在航天员公寓，他刚开完会，就急急忙忙地赶来，看他的脸色，是几夜没睡好觉了。也多亏他才使得我们把航天员住的房间、睡觉的床包括厕所都拍了个遍。就如同我们进入航天城拍航天员训练一样；允许进入的媒体也只是我们一家。
10月28日，我们带着收获回到北京，第二天又被特许进入了北郊的航天城。那时候是航天员在作最后上天试训的日子，聂海胜问我们是哪的，说做电视的人很辛苦，翟志刚说你们来拍，领导知道吗？不管怎样我们拍了，带着执着，带着钻劲。接下来，我们采访了医研所的几个系统，这其中包括航天员食品供给，直到现在还觉得那刻着“飞天”的小月饼好吃。
对于神五那种期盼，那种激动，也许让许多记者睡不着觉了。《焦点访谈》的人是10月12日重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是到了住地，什么都还是保密，还是带你到戈壁滩上的湖里吃吃鱼宴，带你到基地蔬菜大棚里尝尝黄瓜，当然使你对这片生命的绿洲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对中国航天人的执着与韧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外，涉及神五内容的东西还是摸不着头绪。
14日下午5点20分，航天员首次与记者见面，打头的是杨利伟，随后是聂、翟二人。从那一时刻起，记者间的竞争就开始了，都想抢个好位置，谁都想抢到前面，也恨不得钻到玻璃罩里，弄个好的角度，当三位航天员向记者招手致意的时候，气氛达到高潮，要是给一拥而上的记者定格，有人肯定认为这是一群疯人。15日凌晨是记者们最激动的时候，也许有人一宿没睡，就等着这一刻的到来。5点从驻地出发，15分钟后进入问天阁的场坪。因为要在这里举行航天员出发仪式；本来要赶在仪式开始之前做一段串场；不知是天冻的人发颤；还是因为紧张；抑或时间提前，我们的郭老过（因为郭峰来评论后做片总是能通过）词还没说完，航天员已经走出了问天阁，那时候只好把镜头对准了出征的脚步。
在关键时刻你要是真守纪律，你会什么都弄不到。对于出征仪式，总装规定，要记者的拍摄位置都设在圈外，不准越过雷池。当航天员从问天阁走出的时候，所有的记者看到的他们，都是侧脸，因为他们要直奔总指挥李济乃，报告出征请求。那时候，我们还在场内，要是回到拦绳之外，也就不会有航天员走出问天阁的正面小全景了。当何昊把他编入专题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一种欣慰。实际上三位航天员向记者招手致意的镜头；也是在记者的呼喊下，由聂海胜提醒杨利伟后补拍的。
这里我要说的是：评论部真不愧是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那时候无论是直播组，还是《访谈》组，还是《之子》组，大家相互关爱，资源共享，而不分你我。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人人都倾注了一份真诚。
10月15日8点，大家驱车赶往发射现场的时候，总装宣传部的人一再提醒大家，今天采访的内容必须等到16日航天员返回地面成功后才能报道，坚决不准提前。也不知道当时记者的心情是什么滋味。当车子把我们带到现场的时候，离发射架有2公里，我们怎么看也觉得远，那时不知那来的胆子，扛着机器就往前跑，当时就想要找一个最合适，最近的位置。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顺光的画面是清晰的，当选好拍摄的位置离发射架是最近的，当“神五”拔地而起直冲蓝天时，我们的感受是最自豪的。
接下来的是编片传送。当后方要求当天播出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无以言表，那时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要有十双手才好呢，就像神箭抛下的逃逸塔一样人人都碎了。可还得分成几辨去使。下午3时，画面通过卫星准时传送回台，而那时的心情也像“神五”一样还在悬着。
如今火箭上了天，飞船落了地，航天精神一直在延续……
和《焦点访谈》一起走过了十年，一直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总想站在重大事件的前沿，写下最美好的记忆，像“神五”一样总在心中升腾，感受其中，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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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碑成了耻辱柱／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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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7日，《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立了石碑坏了口碑》揭露了河南省荥阳市在搞粮食自给工程中弄虚作假，为了通过上级验收立石碑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问题。而荥阳市被《访谈》曝光也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柏杨拍摄的《“形式”逼人》一片就使荥阳名扬天下，这次荥阳又出了一回“风头”。
应该说，荥阳市这次的弄虚作假性质是十分恶劣的。而他们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开在两个村的村头花了几千银子为自己根本就不存在的工程项目刻碑立传，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撒谎，一骗上级领导，二骗父老乡亲，而且一骗就是几年。要不是老百姓因为今年“非典”影响，麦收时找不到碑上写的拖拉机、收割机，怒从心起向《焦点访谈》反映了这一问题，还不知道该市的某些人要欺骗到几时。
据老乡们反映，这种造假的政绩工程，造假的领导们自己也知道搞不好要露馅，所以检查验收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专拣检查团必经之地做表面文章，立石碑、修房子、刷标语，把没有完工的机井打扮成已完工的漂漂亮亮的……老百姓不同意他们做法的不准出门，同意的可以上街夹道“欢迎”检查团，还管一顿午饭。而上面的检查团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反正是坐车按照荥阳方面指定的路线转了一圈就认可了，根本没有下车逐项认真检查，走了过场，吃了顿饭就一切OK了，真是可悲。
据记者调查，在有关粮食自治工程的验收材料中，厚厚的一大本汇报是假的，出的简报一半内容是假的，做的十分漂亮专业的账目大多是编造的、假的，碑上刻的政绩、给老百姓办的好事也一大半是假的、不存在的。假材料、假简报、假账本、假政绩再加上假汇报、假石碑，不由你不相信，他们在粮食自给工程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有碑为证嘛。
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尽管荥阳市的一些人不准群众向记者反映实情，威胁一些村干部；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接受记者采访，甚至口出狂言要把记者摆平；尽管事已至此，还有人以“不管碑上咋说，还是给你们要来了一些钱”为由，妄想继续欺骗老百姓，可那铁一般的事实、那根本不存在的项目，那立了又一时拆不下的石碑已经告诉了记者真相。
真是“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是怎么评价这个打着为民办事的旗号、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项目的呢？无非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虽然在片子结尾时记者把最后一句话删掉了，但此处是无声胜有声，人们心里都会补上这一句。
事实上，荥阳市某些人也是这么做的。片子播了以后，当地农民反响强烈，纷纷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出了一口气；而当地一些人则严令不许乱说，真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真相能掩盖住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块石碑也是好事，让功德碑成了耻辱柱，让人们牢牢记住这里曾发生过一件荒唐可笑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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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抹去的记忆／包军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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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6月，我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广东省潮阳市有人开了个拘留所，他们有刀有枪，专门关押外地过路司机，只要在潮阳地面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事情大小、也无论对错都会被关在这里，其目的是向他们索要钱财，有的已经被关押了长达一年之久。信中还说，看守还对他们进行虐待，有的被逼喝尿。
是谁吃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这种事也敢干？举报者称拘留所的地点，是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私人停车场，离当地公安交通大队几百米的距离。对方到底有什么背景他也不清楚，只说那里像国民党的集中营，“有狼狗、有镣铐”，“反正不是真正的公安”。言谈话语之中显得十分恐惧。按照经验判断，敢干这种买卖的人，要么有黑社会背景，要么就是与当地权力部门有关。如果是黑社会，孤身前往风险很大，还不一定能完成任务。找当地公安部门配合吧，又有点信不过他们。不是对当地公安部门有偏见，过去无数次的采访经验证明，那些嚣张的违法者背后，往往都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再者，当地关系盘根错节，万有人走漏风声，我们就什么也拍不到了―――不能怪我们太多疑，实在是“对手”太狡猾。
怎么办？左思右想我找到了当时的公安部警务督查局局长郑百冈。他是专门监督警察的人，全国各地的坏警察最怕他了。他总能让人信得过吧？郑局长十分热情接待了我，表示也正想抓一个反面典型来开展工作。我向他简要介绍了事情梗概。不过，出于小心，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具体发生在那个地区不是我拿他当坏人，万一他是好心办坏事，按正常工作方式向下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呢？最后的结果岂不是〃一切正常，绝无此事〃么。听我说完原委后，郑局长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是真的，尤其不太可能出现在公安队伍中，因为“我们刚刚对全国的警察队伍进行过整顿教育”。他反复问：“事实会不会有出入？”郑局长的这句话让我的戒备心理又增加了一分。虽然他跟着又说，无论事情是否属实，他都会支持我的工作，但我已不肯告诉他事情发生在何地。“没准你出于维护警察形象的目的不愿意让我们暴光呢”。我的不信任感深深地刺激了郑局长。他先表示了与邪恶做斗争的决心，同时当场决定，立刻将此事向公安部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