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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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这次拍的效果看，技术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当年“秘拍”刚用时，帽式装置顶在头上，摄像的脖子只能笨拙地转动，试图拍下周围的一切，不仅记者在现场显得呆板、可笑，而且稍不注意，不是让人看出破绽就是画面不稳。后来，“秘拍”机换了“小包式”，用起来比以前方便多了，再加上制片组对“秘拍”机装置的改进，使得“小包式”成了现在记者手中最常用的“秘密武器”，尽管在对某些人士的采访中，还是有暴露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小包式”是可行的，关键是拍的技术水平如何，是不是有充分准备后再去拍，拍出质量更高的画面。
今年三月底，在山西采访时，请当地一个记者用100P之类的小摄像机拍的镜头，回来看，也能够适应于《访谈》的需要，由于体积小，不那么引人注目，比扛上大机器还好一些，有些半明半暗，需要冒一定风险的采访，有100P之类的也可以用。
由此，我想到，随着节目在内容上领导对“出彩”的要求不断提高，观众对“原生态”的更大期望，我们的拍摄手段、技术、设备也需要“与时俱进”，不但要上一些高级设备，也可配备少量的“低级”的100P之类价钱不贵（2万元左右），携带方便，画质尚可，以用于“冲锋陷阵”，万一被人擒获或是对方大打出手，也不至于几十万的装备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以较小的损失来换取更大的成功。听说，某组已经装备了这种设备，希望能有机会让我们“借用”，别让它闲置了。至于“秘拍机”之类，当然还是要再增加几台为好，因为听说目前又有几个明拍的片子被对方说情了，而法展——以“法大侠”著称的“明拍”代表人物，此时已“与时俱进”转变为“秘拍”的领军人物，从“马皮”到“铅中毒”都最大限度地、娴熟地运用“秘拍”手法大获成功，这也再一次说明了“秘拍”的威力和好处，它是“出彩”和抵御“说情”的最有力武器！
你的节目被说情了吗？好，你首先要问自己，用“秘拍”了吗？是全部“秘拍”吗？（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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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子／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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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山西省太原市农村征地情况的节目《地被征了、生计断了》于2003年岁末播出后，迅速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调查组，当地的纪委、检察院也于第二天开始介入调查，应该说节目的反响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却总觉得心里堵了点什么。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是赖以生存的基础。采访中，当我们站在城市的边缘，看着高楼不断地向耕地进军的时候，坦率地讲，并不让人感到压抑，相反地会为现代生活逐渐融于农村、融于田野，感到高兴，社会毕竟在进步，城市毕竟在发展，农民们也毕竟将逐步地成为城市人，可当目光收回到被征用的果园地时，听着农民讲述着他们以瘦弱的身体试图阻挡地方政府强行毁地的推土机时，又不由得使人倍感悲哀，农民抱着地里果树的哀号声又怎么能够阻止以执法名义征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呢？
土地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同样也是命根子——地可以生出财来，生出政绩来，生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来，这个生财的过程，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我们不妨以一亩地的征用过程来看看这种生财的轨迹。农民的一亩土地被征用，地方政府要掏出的是土地补偿金和地面作物补偿，这部分钱假使是一万元，可这块地到了政府手里卖给开发商时，就会飞涨几十倍、上百倍。巨大的土地价差，不言而喻落在当地政府的手里，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除了拿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赔偿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近年来，正是由于这种地价差，使得各种形式的征地圈地愈演愈烈。
土地在一些村级组织里更是被视为命根子，他们把土地当成了随时可以拿到现钱的银行、钱库，在征地费用中，土地补偿全是个大头，村里根本不容商量就将钱全部截留了，截留的名目是发展集体经济，我们调查的村子里，上亿元资金的集体经济、个人赔钱，没见到赔钱的只是村里花了近百万元修起的庙，对集体经济的好处。
谁都将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可要真正拥有它，那就要看谁牛X了。
据说，国家目前正在探讨新的征地办法，如果能让农民与最终的土地市场价挂起钩来，那么被征土地的农民也不会死把着这个命根子不放，有了大笔的钱，他们可以找到新的活法了，而失去土地价差利益的地方政府、村级组织，恐怕也不会那么热衷于违法占地了。（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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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好，拍片是种享受／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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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事杨云苏反复说过：“选题好，拍片是种享受，因为好的选题，能点燃创作激情，是成功的一半。”近期我在山东做了两期《焦点访谈》就印证了这一英明的论断。
前期采访虽然挺生气，但是还算好拍；事情有点复杂，但是后期还算好编；因为事件有意思，播出后还算好看。好拍，好编，好看，多做这样的“三好”片，是我一直希望能达到的境界。
取汇款的遭遇
当农民孔令业把材料寄过来，我看了之后，觉得这片子能成。这些年没少跟公安打交道，从来没听说可以不通知家属，就把一个人关9天不让回家，然后，再按着办案人员的意图，违心地抄一份东西出来，签上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这还没完还得交2万罚款，没有任何正规手续，只打个白条。
节目播完后，孔令业的12万多元连本带利的汇款，定陶县农行痛痛快快地全给了。农行游集营业所的主任刘善为，因涉嫌刑事犯罪，由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
定陶县公安局的经侦大队长吕令全、民警董士印、王伟成都脱了警服。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又是意料之中的。虽然他们挺坏，并且是自作自受，但是，毕竟他们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人都到了中年了，突然让咱一个《访谈》就给整下岗了。
“水”牛的奥秘
市场上注水肉的问题由来已久。姚宇君曾经做了一期《触目惊心注水肉》，也是《访谈》的一期经典之作。说的是猪肉，我这次整的是牛肉。从定陶往前走20多公里就是曹县，这里以出产鲁西黄牛而闻名。特别是今年生出了我国首例克隆小母牛“大妮”，曹县更是名嘈一时，名声大震。
线人过去也是肉贩子，片子里演的那些事，他本人都干过。这次主动提供线索，他自己说是良心发现，决心从“良”。肉贩子这个圈子不算太大，几十人的规模，虽然分散在曹县各乡各村，但是大家互相都认识个差不多。因此线人十分小心，一开始不敢领我们进屠宰场。我们只好自己去，到那一看，的确触目惊心。和屠宰场的肉贩子、屠夫们相比，我和朱邦录的外型还是有点距离的。为了能够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几天不刮胡子，把自己搞得拉里拉塌，但是，脸还是不够黑，衣服不够脏，特别是一张嘴，一搭话，口音不行。
屠夫和肉贩子他们都有利斧利刃，万一被他们识破，我们的结局不会太美妙。
我和邦录一起出现在屠宰场还是有些太显眼。后来线人同意再和邦录进一次。这样镜头就比较丰富了。
在集市上也是这种情况。我和邦录频频出现，从这个集跑到那个集，牛贩子们老向我们发问，弄得我们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们的牛哥（保忠）也出马了。池塘边灌水就是在离开曹县的最后一天他拍的。
节目播完的第二天，上边就把稿子和带子要走了。
其实，工作中有些选题并不是我们喜欢做的，而是安排的。安排的选题，通常都是难拍、难编、难看的“三难”片。但是，还得做，就像给牛注水，不喝不行。（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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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偷拍”进行到底／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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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上半年，是我进入《焦点访谈》六年来心情最差的半年，因为我喜欢做的舆论监督报道经过半年的辛勤努力，一期也没有播出，无论是你回京后动作有多快，总是比不过说情人的嘴快，无论你节目多么有力，总是比不过说情人袋子里金子的作用力。
没办法，很多老熟人见了面，老是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还在《访谈》？”“怎么没看到你的节目！”——真是羞愧万分。
2003年下半年，我的舆论监督报道终于播出了两期，江西的一期有关挪用农业资金的，播出的原因是因为说情人的力度不够大，所以成了漏网之鱼。而另一期有关保定一农村，孩子们全体铅中毒的报道，顺顺利利地播出了，一个说情的人也没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本人在做这期节目时，改变了以往明刀明枪的作风，像日本鬼子一样，开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悄悄地出村，硬是把偷拍贯穿到了这个片子采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终于换来片子来之不易的顺利播出。
选题批下来后，我和刘文到了保定。铅中毒的村庄属于安新县和清苑县交界处。观察了一圈，我觉得此片根本无法硬拍，一是受害人与施害人都是乡里乡亲，孩子中毒了他们着急，然而大敌当前，他们肯定会一致排外，因为这里很多是家族性的铅厂。二是铅厂处于平原地区，周边无高地可偷拍污染的场面。何况冒几缕烟，拍到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第三，这地方就是白洋淀地区，当年雁翎队痛打小日本的地方，革命斗争经验极其丰富。
我不相信我和刘文两人公开身份后能打过这些“土八路”，所以拉着刘文回到保定弄身份去了。
在一家名片店，我印了北京某金属材料经营部总经理和北京某医学机构博士两张名片，总经理是为了对付那些铅厂老板，而博士是为了让农民兄弟产生信懒感。看过名片，刘文同志有了意见，怎么博士和总经理都叫“刘文成”，只比我的真名多一个字，万一人家怀疑咱们是《访谈》的，再一查，虽然没“刘文成”这个人，但有刘文这个人，这不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吗？刘文的话虽然有道理，然而再印两盒名片又要花好多钱，也只好让刘文同志的大名多曝曝光吧！
名片产生的烟幕作用好得很，我们不仅顺利地进了铅厂，还和铅老板聊上了天，了解到他们是怎样污染百姓的，又怎么花钱摆平管理部门的，这都是属于只和亲人倾诉的苦水，我们竟然拍到了，可见假身份的重要性。
和农民攀谈的刘博士也让农民兄弟产生无比的信赖感：人家那么大一个博士，从北京来关心俺们农民的身体健康，有什么苦水全都倒了出来！（殊不知，我这个“博士”还得参加采编资格考试）所以，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
不过，估计是扮像有破绽的原因，或是当总经理的拎着刘文那个破尼龙袋；或是当博士的脸长得太黑，没什么斯文像，总之在采访后期，被采访对象似乎有了查觉，其中一个村干部唆使农民检查刘文的包，说：“你们看上去怎么像《焦点访谈》的，包里是不是有什么偷拍设备？”当时周围围了一大圈人，想突围很困难，刘文同志面部抽搐，但死活不打开包。我此时站出来大声说道：农民兄弟们，看一看，我是博士，他是我的助手，我们真的是医学研究人员，现在，鉴于科学调查受阻，我宣布，我们要走了。
我们竟然真的走出了人群，“快！快！穿小胡同！”我和刘文急忙钻了几个小胡同，终于躲开了村口聚集的铅厂老板们，那要是一见面，刘博士刘总是一个人；上午做生意，下午搞医学调查，我们肯定别想走出村子半步。
连续在村子里的胡同中几个左转右转，我们接近了村外的国道，突然，胡同前方跃出一大汉，微笑着向我俩招手，我心里暗暗一惊，心说，白洋淀人大大的厉害！原来人家在这儿等着我们呢！正琢磨怎么让刘文同志先跑，把带子保留下来时，那个拦路招手的大汉开口道：二位是坐小公共的吗？
伸脑袋一看，胡同外的柏油路上，停着一辆去保定的小公共。
坐上小公共，看村口那群越聚越多的铅厂人。嗨，这是我这辈子乘坐的最舒服的小公共。就在小公共行驶间，我的手机响了。“你好，是刘博士吗？”
“是，我是刘文成博士。”（估计是按我给农民的名片打过来的）
“我是安新县环保局局长，您还在村里吗？我已经到村里了！能见个面吗？你们现在在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