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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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地讲，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家分散地偷偷溜去听讲，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有时，为了不太招人耳目，我们干脆到外面，沿着傍湖小路，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或者干脆爬上临近的小山，在那远避尘俗的地方，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猜谜、打鸟、野游、朗诵，以至什么‘碰灯笼’之类的游戏等等。至今我仍记得的，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有那么一个夜晚，在依次朗诵了郭小川的诗，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等等之后，主人余兴未尽，竟找出一封朋友的来信中抄录的文章片断，当众朗诵起来。那苍劲浑重的男中音，从那厚实的胸膛里发出来，伴着信中慷慨激昂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地落在我们心上，悄悄地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翻涌起阵阵难以平静的心潮……”　
　　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我在这些青年朋友中的印象——“那时的钱师（这是年轻朋友对我的共同称谓），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现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并经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个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以上回忆见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　　　　　　　　　　
　　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从前面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其余都只受过中学、小学的教育，但都喜欢读书，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其身份而言，只有我一个人是中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代课老师，待业的零工，是真正的底层的边缘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所培育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尽管面临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思想困惑和混乱，却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大的激情与责任感，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且有了这样的自觉：这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一封通信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无疑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都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野崖致箭飞书》）　
　　这段话表明，当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当时谁也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但“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已经不能再按文革的路走下去，必定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寻找新的出路，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但敏感到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而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推动这个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变革作思想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应运而生。　
　　问题是到哪里去“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座小城的“民间思想者”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且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一些朋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而我们这批人则“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斯基、布哈林、卢森堡……”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思潮”。——正像一位朋友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其实是预伏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不同路向的：前者逐步“通向现代西方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后者则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参看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而我们这些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的民间思想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获得独立研究、思考，重新检验、判断一切的权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思想理论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前引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封通信里的这段话——“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将遇到许多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实践过的。可以肯定，这一代革命者，不但负有进行革命实践的任务，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任务。这不是狂妄，每一个青年，只要他愿意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敢于想，应该想，这是唯一的科学态度。　
　　“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检验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合符今天阶级斗争情况的经验和理论，而一定要否定那些已经被发展着的历史抛到后面去的东西。　　　
　　“我们要一面清除那些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一加以审查，一面把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武器、工具收集起来，加以改造。有人会说我们对废墟清除得太厉害了，对前人留下来的成果改革得太多了，他们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些人们从一开始就会指责不应该对继承下来的现状有所保留，他们要全盘否定前辈流血流汗留下来的所有成果，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原来是更加守旧、更加落后的丑陋建筑。无论如何，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就是在这种种人的叫骂的喧嚣声中开始的。”　　　　　　　　　
　　这篇通信还理直气壮地为“非正统”与“不满现状”辩护——“能够继承事业的，历来不能百分之百的‘正统’。历史一再证明，号称‘正统派’的，又吓人，又可怜，拉大旗，作虎皮，其实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早就丢得精光，只剩下词句。　
　　“不满有两种：一种是希望回到过去，一种是希望创造更好的未来。如果对一切都满足了，那么，还搞什么革命呢？查一查人类历史，‘不满现状’不也是一种伟大的动力吗？”（晓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那一夜，或许正是这样的公开宣示对现状的不满，敢于向“正统”挑战的气势，让我们这群人怦然心动。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命名：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者，非正统的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被宣布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予以取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是极其狭窄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则一律被视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事实上被置之高阁。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解释与发展就成了一种权力，而且为一部分人所垄断。我与校长在对马克思著作理解上发生分歧，竟被安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原因即在我对解释权的僭越；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少数领袖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问津。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这批无权无势的民间思想者，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宣布要“重新审视”已有的一切，并要自觉担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都必然被视为叛逆，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行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群人一开始聚集在一起，就处于当地公安部门严密监控下，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有的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其骨干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清楚的，也可以说，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作出“民间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的。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失败，在民间思想者中日益增长着对现状与理论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又显得比较保守，不合时宜。所以，如前引通信中所说，我们当时即意识到必须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者，又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　
　　这就说到了我们和小城里的另外一些民间思想者的分歧。这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那些深受西方自由、民主、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朋友，自然着重于对文革的非人道、反人权方面的批判，他们因此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我们对文革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我们也是文革中被压抑、迫害的对象，对文革中的反人道行为，我们自己就深有体会，但我们却把它视为“过分行为”，是“革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此，我后来有过一个反省，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自己直到八十年代才对“文革反人道、反文化”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所谓‘代价论’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并因为自己曾以‘代价论’容忍了文革中的许多暴行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关于文革记忆与研究的通信》）。这样的自责，不仅是为我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更是为这样的局限，还影响了我周围的年轻人，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的。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极度反感，在前引通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发展中，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除非革命不再发展，才可能使野心家和阴谋家长久地占据领导地位。运动越深入，革命越发展，就越没有他们的地位。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类人不可能长久，也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被打倒的也心存警戒。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当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列宁的后期思想。为此，通读了列宁1916年末至1923年几乎全部著作，作了详尽的摘录，准备系统地进行“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首先讨论的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义”问题。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列宁后期思想探讨之一》一文里，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人们常常喜欢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专政的确立就是对于民主的否定。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专政与民主，这是对立的统一，专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最充分的民主。人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相对于敌对阶级而言。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那么，这个专政就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　
　　而我们当时所理解、所追求与向往的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民主三原则：“废除常备军”、“实行全面普选”、“废除高薪制”。在一篇题为《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里，这样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官僚机构的重叠繁复，专政不是专制，民主集中也不等于民主集权。”因此，我们对列宁后期以“改造国家机器的职能，促成官僚机构逐渐消亡”为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