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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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　　　
　　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　　　
　　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讲了两点意思。首先是：“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作出贡献。”——这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新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的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文化重建”的任务，又是一个知识大发展、大交融，全人类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样的新世纪是特别呼唤批判、创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强调不要抛弃北大精神，实际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的，诸位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精神，是有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抛弃的。　　　　　　　　　　
　　但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中的《过客》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传统，在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身上的体现。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我曾经说过，“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鲁迅所期待的‘精神界之战士’；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因此“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北大放弃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所谓“适应市场需要”的口号下，向实用型的专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学校定位的混乱，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学校教学、研究的水准与品位，距离前述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思想与学术开拓性、原创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类、民族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我们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特点），立足点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国内，我们应立足于民间、底层、普通百姓，那是国家、社会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之根。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而强调“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则是要强调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为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个“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业”的精神，这对北大人或许是尤其重要的，如许多人都谈到的那样，北大学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实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们在前面讲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关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它很不切实际，也很不合时宜，同学们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话，已经憋了很久了。也算是我对北大的“告别词”吧。讲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还有一点时间，讲最后一个问题——　　　
　　我与北大的关系　　　
　　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我十七岁，距今已经四十六年了。读到二年级，我们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1958年我就转到人大去了。尽管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但我始终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业余时间读鲁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鲁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北大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样一个梦想，支持着我度过了在贵州十八年艰苦的岁月。1978年，正是我离开北大二十年之后，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后来整个中国知识界面临着新的选择，当时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选择，叫“三不离开”：第一，不离开中国；第二，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的根据地，我的精神家园；第三，不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这是我的阵地。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个坚守。正是这三大坚守支撑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一路坚持下来，到了现在我最后又要离开北大的讲台。在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学生涯中，除了讲现代文学之外，主要是讲鲁迅，我从1985年开始给1981级学生讲鲁迅，一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此刻。就是说北大有二十一届学生，几代北大人听过我讲鲁迅，这是我的北大讲学史中最大的光荣，最引以为豪的。在《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第一次给北大学生讲鲁迅的讲稿）的再版序里，我这样写道：这是连续十几年的“虽有起伏，却从未间断过的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这十几年“外部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而在北大这里，却奇迹般地坚持了心的追求与精神的传递，贯通其间的正是鲁迅等先驱者开创的‘北大传统’”。我由而产生了三个“坚信”：“坚信鲁迅的力量：他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坚信北大的力量：不管经历怎样的挫折，它永远是中国的精神圣地”；“坚信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的追求”。我最后说，这是“北大学生启示我的这样的信念”，因此，我永远感激北大的学生，永远怀念北大的讲台。　
　　四年前，我为自己六十年的人生旅程，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属……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谈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我也在和“社会的顶尖与底层，学院与民间”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受益，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　
　　我因此常常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确实是太爱北大，太爱贵州了。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