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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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期，我们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也意识到应该为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铸造理论武器的历史任务。这样的理论准备工作本是应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是它的职责所在。但在文革的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状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被排斥，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另一方面，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他们成了惊弓之鸟，精神已经萎缩。处于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主客观上都不能承担历史提出的为未来社会变革进行理论准备的任务。但其中少数杰出者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顾准的思考就有很大的意义和贡献，但似乎也只有一个顾准，因此，后来才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不然，中国知识分子就交了一份白卷。知识分子总体缺席，只能由当时的民间思想者来承担。而当时的民间思想者是什么人呢？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有少数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大多数是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我在文章中称他们为“半大孩子”。这是个历史概念。他们至多只是“未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准备不足，更谈不上理论修养，但历史却把他们推上了思想舞台，承担起理论探讨的任务。所以这是一次不足月的精神分娩，我在文章中说：“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从历史角度看，很了不起，理论成果却很有限。这样，以后中国终于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即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也就先天地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参看钱理群：《思想寻踪》，《六十劫语》，页108—111，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了行动与实践，又忽略了理论的意义，这就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首先无法避免实用主义。如只要能发展生产，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引进外资，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发展就是一切，其他不管，等等，其所带来的后果，今天已经是有目共睹。整个思想文化界也显得非常浮躁，缺少深入的学理的研究、探讨。从表面上看，八十年代理论界也非常热闹。大量的西方理论被引入，这对解放思想、培养新的一代人，确实有很大作用，也有很大影响。问题是，当时对西方思想的译介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这些年一直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更重要的是，还是鲁迅当年早已指出的，许多人热衷的仅是玩弄花样翻新的“新名词”，而并不注意其真实内涵与意义，更用西方的概念硬套中国现实，从而遮蔽了中国的真实问题：这都是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因此，八十年代，我们高喊民主、法制，但对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实质，都缺少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更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割断传统”、“全盘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论的科学总结，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被遮蔽、强制割断；对历史的失误，一方面只限于道义的谴责，另一面又几乎没有进行理论的科学批判。因此，我们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也许在翻译阐释，某些历史研究，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观的成就，但理论创造和建设，却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理论家。与此同时，却充斥着伪理论、伪学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职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责。　　　　　　　　
　　说到底，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一些根本弱点。我曾经说过，我们民族有两大弱点：一是理论思辨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不足，一是想象力不足。我这个观点受到很多人批评，但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浓厚的历史研究的兴趣，却少有理论兴趣，理论修养不足，在理论方面下工夫不够，更缺少理论的创造力。这都是有愧于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　
　　启蒙思想者的困惑　　　
　　那么刚刚说了，整个八十年代都呼唤实践，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当时有非常大的意义，也蕴藏着危险。到了八十年代末，我曾有一篇《答北大校刊记者问》，谈“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问题，是1989年2月写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在讲话中指出，说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发生分化，当时我分析有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将会积极地参政经商，投入到政治、商业和经济的实际运动中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希望在学术领域从事基本的文化建设，属于学院派；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着启蒙的工作。我强调三种选择各自有各自的价值，同时也各自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其中特别谈到了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启蒙的社会结果与启蒙者的愿望相违背”的“困惑”：“作为思想启蒙基本上是理性的，逻辑的，对后果也有足够的考虑，希望朝良性的方向发展。但社会运动是非理性的，一旦兴起，就难以控制。所以当它越来越激进的时候，许多倡言民主、呼吁改革的理论家往往哑口无言。”在这篇采访里，我还首次提到了知识分子的“知行矛盾”：“作为思想者他必须有超前意识。思想可以超越模式，不受任何限制，但日常生活却必然受制于社会规范。”钱理群：《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人之患》，页136—137，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篇讲话虽然很短，对我却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我对“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的观察与思考重心的一个转移。　
　　我之所以在这个讲话中，提出启蒙知识分子的困惑，首先是因为我这时正在写《周作人传》，我在考察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时，就发现了这样的矛盾：“思想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现实的直接政治行动，这是启蒙者无法预先控制的。扩大了说，这是一切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或者与自己的启蒙对象一起前进——从思想走向行动，不仅必然按照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逻辑对思想的纯正性作出某些必要的与不必要的修正、妥协（在行动逻辑中这两者本是难以划分的），而且还必不可免地为狂热的往往是偏激的群众所裹挟，给自己带来许多违心的烦恼，弄不好连自己也失去了启蒙者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在与群众同化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异化。如果拒绝这样做，那又会最后被自己的启蒙对象无情地抛弃，而且自己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甚至那张平静的书桌，也会被群众的暴力毁于一旦——这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周作人传》，页230—231。　
　　九十年代初思考重心的转移：　　　
　　思想和行动的矛盾　　　
　　到1992年，我开始直面“思想和行动的矛盾”问题，进行有距离的学术化、历史化的深入探讨。这样的思考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我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此书涉及的问题很多，都不同程度地由国内问题及苏联、东欧事件所引发，而“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无疑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我是从世界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精神问题入手，来进行我的探讨的。切入口又是世界文学的两大典型：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具体到“思想与行动关系”的讨论，我首先关注的是莎士比亚研究史上最著名的所谓“哈姆雷特的‘延宕复仇’”问题。这个由英国批评家托马斯·汉莫于1736年提出的经典课题，揭示了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常常因为思虑过多产生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并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十八世纪英国批评家寇尔列支就细致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他们的内心有几对矛盾，一是想象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一是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一是心灵的冥想和感官的感受之间的矛盾。他的智慧、思考和行动之间也会有矛盾。这几者之间，本来是可以达到某种平衡的。但无论在哈姆雷特那里，还是堂吉诃德那里，这种平衡都明显的被打破：哈姆雷特倾向内在的想象的智慧的世界，而排斥外在的真实的和行动的世界。而堂吉诃德则把这二者混同，以冥想代替感觉，以内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当作实质，把现实和想象合一，造成思想的混乱。一种偏于狭隘，偏于思想型而不行动，另一种则是不顾一切的行动，不考虑后果。这正好是两种极端。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是知识分子的两种极端或者人性发展的两个极端。　　　　　　　　
　　而引起我的兴趣与思考的是，人们在批评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缺乏行动时，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和标准，即认定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因此，思想必须转化为行动，行动的价值高于思想的价值。这恐怕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一个共识，很少有人质疑。我们批评知识分子，最通常的说法就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前面我说的“实践，行动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但这恰恰是需要质疑的。　
　　“行动的后果”：　　　
　　“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　　　
　　这里我们要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就是德国的海涅。海涅对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都有深刻的把握。他重点讨论的问题，就是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海涅关注这个话题，是有深刻原因的，这和海涅对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缺陷的反思直接相关。海涅多次谈到，当德国人在劳心焦思地要解决哲学问题的时候，英国人正本着他们实践方面的理解在讥笑我们。他说，大陆属于法国人、俄国人，海洋属于不列颠人，只有梦中的天空王国属于我们德国。他希望用英国人的模式改造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实践。因此，他反省哈姆雷特，就等于在反省德国民族。于是就有了海涅的名言：“思想是在行动之前，像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他没有完全否认思想，要德国人完全否认思想是不可能的；他说思想应该像闪电一样，闪电之后就是雷鸣，之后就是行动。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思想是对行动的呼唤，接着应该是行动的到来。　
　　但海涅真正要呼唤行动者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他如此提出问题：我要呼唤的行动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回答是：很可能是一些先验的唯心主义者，一些意志狂热主义者，而且是武装起来的。其实就是堂吉诃德，凭着先验的主观幻觉、主观意志行事，狂热而又掌握了“枪杆子”的堂吉诃德，是十分危险的。这正是海涅所担忧的：堂吉诃德们“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这“行动后果”的追问，正是典型的海涅式的命题。　
　　海涅这种担忧是有现实根据的。他的依据就是法国大革命，像海涅这样的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但同时他们又恐惧于雅各宾专政。也就是说，他们欣赏卢梭的思想，但恐惧于雅各宾派的行动。这里存在着一个思想家卢梭和行动者、实践家罗伯斯庇尔的关系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卢梭呼唤着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对卢梭的响应，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实践的结果就变成雅各宾专政。这正是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思想要求变成行动，而行动的后果则往往使思想变形，变质，甚至走到思想的反面。在海涅著名的诗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第六章里，总有一个“乔装假面的客人，阴森森地站在我的后面”。我问：“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他回答：“我具有的实践天性”，“我要把你想的变成实际。你想，可是我却要实行”。到第七章，“客人”就真的把我的“要清除过去的遗骸”的思想付诸实践：“举起刑刀，把可怜的迷信遗骸砍得粉碎，他毫无怜悯，把他们打倒在尘埃。”这里显然存在着思想、思想家的逻辑与行动、实践家的逻辑的错位：就“清除过去的遗骸”这一命题或历史任务而言，思想家的理解和期待，只是思想的批判、扬弃，而变成实践家的行动，就必然是暴力的摧毁，变成武器的批判，走到了思想家的愿望的反面。　
　　海涅所揭示的这一“思想与实践的巨大反差，矛盾对立”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和长久的思考。我发现，这样的反差、对立，不仅仅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卢梭与罗伯斯庇尔之间，或许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现象。比如，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主义者所设计的理想王国，与后来实现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以至走到了反面。我据此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毁灭。”钱理群：《丰富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