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修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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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又很不愉快。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 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1 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 个点,只给5 个点。5 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 %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给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 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李真不交待,案情扑朔迷离。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请来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磊,共同研究对策。
侯磊检察长说:“正面攻不下,可以先从外围摸摸情况。”
刘森说:“您情况熟,要多做些工作了。”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李真仍然很喜欢她。
第八章
8 、检察长的谈话
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
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
解除她的恐惧心理,让她安安静静地生活。
办案不应该是一味地索取证据和口供,有时也要为当事人着想。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最终得到。
所以谈话可以结束了。她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她只是对没有向侯检察长说些出什么,感到有些歉意。
过后她对这次谈话有一种欠债感。
于是又有了以后的几次谈话。欠债总是要偿还的。
她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李真的事是李真的,跟她没有关系。这个案子的彻底查处,对李真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她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第九章
9 、检察长有了底
如果这次还不能彻底查结,再把李真放出来,那就跟放虎归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无疑将是被伤害的目标。
为了今后过平静的生活,她必须帮助侯磊。
前妻的“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柳絮提供的情况,是一个“底”。
侯磊向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作了汇报。有了这个“底”,专案组才能下决心。一时不能突破,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了“底”,这比什么都重要。
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也多次听取专案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人、财、物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常务副书记刘宝宣,到办案一线认真检查工作,把握方针政策,排除办案阻力。
侯磊还在行动。
他找到了河北省原国税局郑局长。李真在任期间,跟郑局长的关系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和秘密吗?
当然这样的谈话更不是传讯,而是同志之间,甚至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侯磊有这种优势。
李真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调任省国税局副局长,明显地不会停留在副职的位子上,下一步肯定会把局长取而代之。郑局长感到恐惧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郑局长没有。他很安之若素地坐在正职的位子上,发言着,指挥着。李真也请示着,汇报着,很是一个副职的样子。但大家看得出来,大主意是由李真来拿了。然后李真就当了局长,老郑做了党组书记。郑书记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原来是李真许了愿:保证郑书记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
凭李真当时的权势,这不会被认为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是现在可就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了。
应该有所反思吧?侯磊认为。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郑。已经退下来的老郑还能说什么呢?唉!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吧!
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掌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一笔一笔捞取了大量钱财,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哪知道这恰恰是断了后路,成为铁的罪证,跑也跑不了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却又对党没有信心,老想着往外跑,好像外面更有前途。
这是一个误区。外面对有些人可能有前途,但对李真这样的官员似乎前途不大。外面不需要官商。他不会赚到一分钱。可是他在国内只要动动脑子,用用权力,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往外跑。
其实对李真这样年轻聪明、前途看好的后备干部来说,向境外转移财产,甚至最后向外跑,绝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李真在《忏悔》中说:“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便“利用工作之机,在省、市级领导及北京上层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用以“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个构想是极为不错的,只要自己守得住清廉,别干太出格的事,别犯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诫过自己,不能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