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韦尔奇自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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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此后他成功地完成了每一次工作。
我还能说出关于鲍勃和吉姆的类似的故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感情上的决定。这里面有着大量的热血、汗水、亲情和感情。
我在作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然而这次却不一样。
在2000年7月的董事会议上，我们和遴选委员会花了三个小时，反复讨论了每一个候选人的优缺点。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议。从头到尾，我控制住自己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我要将自己的看法留到最后才公开。在早上的会议告一段落后，我们照例和各个部门的CEO打高尔夫球、郊游。我告诉委员会，让他们在三个小时的讨论结束并休息了一晚后，提前一个小时来参加第二天早上的会议。
直到2000年的10月29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才作出了我的推荐。因为董事会要视察一个动力涡轮机厂，我们来到了南卡罗来那州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这次视察活动是在一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这可能是我作过的最不明智的安排。这将给鲍勃·纳代利造成他不应该承担的压力，但是我想让董事会的成员们知道，这里的气氛是多么地热烈。谢谢鲍勃，没有什么地方比动力系统更热烈了。第二天，他表现得很好。
至少从雷吉时代开始，我们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和许多现任董事及前任董事一起，在奥古斯塔打一周的高尔夫球。这次打完后，我们飞到格林维尔，在一品红俱乐部（Poinsett Club）的私人房间里共进午餐，这是一幢漂亮的老式南方豪宅。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我们作出继任者决定之前，还有点小事要做。事情是这样的，《60分钟》即将播出我的简介，来自动力系统的鲍勃的团队和我们的董事会成员在一起，关注着餐厅里的每一个电视屏幕。
当橄榄球赛使《60分钟》拖延了近半个小时以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了。雷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对我的采访进行得很成功，但是你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响。他们为15分钟的介绍用掉了23小时的录像带。
一个人如此暴露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事实上，雷斯利很照顾我，整个过程完成以后，我觉得很放松。
晚餐过后，我们的董事被安排到附近的希尔顿酒店。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楼上的会议室，专门用来开这次特别的会议。为了保证会议的内容不被泄漏，我们让GE的保安在外面守候。这里惟一不是董事会成员的是比尔·康纳蒂，他从一开始就和我一起安排遴选接班人程序。鲍勃和他的团队分别回到了他们的房间或家里。
10点刚过，我宣布开会。
“我们要下结论了。”
在接下来的大约15分钟里，我告诉了董事会，为什么我认为杰夫应该是这个“新人”。他在我们的医疗设备部门取得了很多出色的成绩，并将成为GE未来的模范。我觉得杰夫同时拥有智慧和协调的能力，浓缩了各种优秀的个性，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他真正能够做他自己。尽管竞争激烈，但我认为他就是最佳的人选。
丹尼斯·戴默曼和鲍勃·莱特谈了他们的一些想法。丹尼斯回忆了他1982年在哈佛商学院第一次面试杰夫的情形。他主要谈到他的领导才能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鲍勃接着这个话题又谈了一些。然后，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加入了进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在会议的最后，弗兰克·罗德斯着力强调了杰夫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他说，在他看来，杰夫拥有最出众的学识，选择他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曾参加过的最成功的一次会议。每一个人都希望说些什么。我们都承担着相同的责任。董事会议中至少有两名董事提出试图留下其他两位候选人中一个的可能性。失去那么多人才使他们很痛苦。
“你肯定你不希望留下一个吗？”一位董事问道。
“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我说道，“我知道这样会出现什么结果。任何一个成为这家公司董事长的人必须充满自信心，并且热情高涨。我想让他充满成就感。我不希望他得小心提防着谁。”
这时我让比尔·康纳蒂谈谈他的看法，他曾经偏向于留下两个中的一个。比尔说，他最初认为其他两位候选人的经验和技能是如此地丰富和高超，我们至少应该试图留下他们其中的一位，但最后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
最后，我们都觉得没有被选择的两位应该去其他公司当CEO。
我用下面的这句话结束了会议：“我不希望现在就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们再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好好思考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请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董事会的成员，感恩节前的星期三，我将再次召集遴选委员会的成员，重新讨论这个决定并请求他们最后的批准。
午夜，我们结束了格林维尔两小时的会谈。我的助手罗莎娜这时进入了会议室，将所有的会议用纸收了起来。
在10月的格林维尔会议召开前6天，有些事使我改变了我自己离开公司的时间表。我们宣布了对霍尼威尔的收购，于是我同意继续留任CEO直到整个的整合过程结束，而原计划我要在4月离任的。这次交易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一次，从而引发了媒体的争相报道，继而也影响到了这次交接的过程。
但是，从我们内部来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次交易会产生任何影响。确实没有什么影响。我最终将在2001年的9月离任，比我们在1994年制定的计划推迟了4个月。
在随后的三个星期里，至少有半打董事给我打来了电话，对这个决定和过程表示赞同。他们还试图使我打起精神来。虽然我对这个决定感到很激动，但是我仍然非常痛苦，因为我必须告诉鲍勃和吉姆他们将得不到这份工作。
感恩节前的星期三，我召集了遴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获得了他们的同意，将任命杰夫为董事长的决议推荐给将在星期五举行的全体董事大会。为了避免又一轮的交接报道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在感恩节的假期里作出了决定。其实有很多人希望我们在常规的12月15日董事大会上宣布这项决定。
我召集全体董事在星期五下午5点休市以后进行正式投票选举。
11月24日，当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杰夫当选董事长之后，我5点半给还在南卡罗来那和家人一起度假的杰夫打了个电话。
“董事会作出了最后决定。这对于你来说是个绝好的消息。我希望你最好明天到棕榈滩（Palm Beach）来。带上你的家人，我们会等你们吃午饭。”我查看了精心设计的日程安排。
这次，我们没有用GE公司的飞机，而是安排了一架包机，上午10点半到查理斯敦（Charleston）去接杰夫、他的妻子安迪（Andy）和他们的女儿莎拉（Sarah）。为了保证安全，杰夫以赛的儿子詹姆斯·卡斯卡特（James Cathcart）的名义包乘这架飞机。赛还从他的俱乐部叫来一辆汽车，将杰夫·伊梅尔特接到我的家里来。最后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将在斯图尔特（Stewart）飞机场降落，而不是GE的飞机经常降落的西棕榈滩（West Palm）。
当车停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汽车道上，准备通报他这个最好的消息。我们在北棕榈滩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胭脂红（Carmine誷）吃了午饭。午饭后，简带杰夫的妻子和女儿去了我在东点（Eastpointe）的公寓。杰夫和我回去准备星期一将在纽约发布的记者招待会。碰巧，比尔·康纳蒂当时在佛罗里达度周末，他也过来帮我们的忙。我们审核了已经起草、准备向外公布的任命书，并将代表“新人”的“NG”从中挑出来，然后填上杰夫的名字。
丹尼斯·戴默曼、鲍勃·莱特和他们的妻子当天晚上也乘飞机赶来了，这样我们所有人就可以在我家为杰夫庆祝。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我还是有一块心病，因为我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比较容易的一半。
第二天，当我不得不告诉鲍勃和吉姆他们将得不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地难过。
星期天，我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才打电话。我已经了解到了三位候选人直到年底的工作安排，这样我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他们。
我打电话的时候，鲍勃和吉姆都在家。
“董事会和我召集一次会议。我最好出来总结一下这个决定及其背后的合理性。”
我没有打算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他们将得不到CEO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不过我也不想错误地提升他们的希望。为了正确表达我的意思，上面的话我在家里至少练习了10次以上，甚至在打电话前我还和简排练了一次。
我冒着瓢泼大雨，在下午3点到达了西棕榈滩的飞机场。这场影响了大半个国家的东部暴风雨完全有可能造成感恩节假期的飞行事故。很多飞机场都关闭了，飞机停在飞机场上。当我告诉我们的飞行员我们将不按照原计划到威彻斯特（Westchester）飞机场，而是到辛辛那提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在起飞都有问题的恶劣天气里，他们必须改变所有的飞行计划。
飞行员说恶劣的天气将使我们在地面多待几个小时，于是我躺在沙发上，思考我该说些什么。我憎恨那些我必须做的事情。这就像你不得不选择一个孩子，而放弃另一个孩子。这看上去是那么地不公平。他们为公司呕心沥血。他们从来没有同我或彼此间有过不公平竞赛。
他们付出了百分之一千的努力。
在这个事件中，我要他们三个去完成这件事，他们全都完成了这件事，接着又是这件事，然后他们又全都完成了。他们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其中的两个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坏的消息—我没有任何别的话来鼓励他们，只能说他们将在别的地方获得更好的CEO职位。
那天下午，天黑得比较早。我5点半离开棕榈滩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大概在7点的时候到了辛辛那提的伦肯航空基地（Lunken Aviation）。那个地方潮湿、阴沉、黑暗。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薄雾下，我走在飞机跑道的柏油路面上，朝着一个有微弱灯光的私人飞机库走去。我觉得非常孤独，身边只有我的老公文包。
周围没有一个人。当我来到门口的时候，吉姆已经在那里了。我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马上就来到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很显然，”我说道，“这会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次谈话。”
吉姆的失望马上显露在他的脸上。
“我选择了杰夫。如果要生谁的气的话，就恨我吧。把我的头像钉在墙上，用飞镖扎我。我甚至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我是凭我的直觉。我有三个金牌获得者，却只有一枚金牌。”
吉姆开玩笑说没有重新计票。当时正值佛罗里达总统竞选的混乱之中，说他有多么宽容和亲切也不过分。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但是我同样也想告诉你，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公平的，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廉正的，你给了我们每一个机会。”
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我们谈得很好。我们谈到了人生、他的父亲以及他在GE的18年。我告诉吉姆，从我们1982年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还回忆起他是如何被我们在匹兹菲尔德的一位老员工格雷格·莱门特从麦肯锡咨询公司挖来的。从他在我们信息服务部门的第一份工作开始，到最后这份工作，他为我们做了许多非常好的事情—没有人比他转化我们的飞机引擎公司做出的成绩更大。
“你的最后两年是你做得最好的两年，而且你一天比一天做得好。无论你到哪里，你都将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CEO。”
我回到了飞机上，把我们的飞行员又吓了一跳。
“我们不去威彻斯特了。我们现在必须飞到奥尔巴尼去。”他们忙乱地做完准备工作后，我们穿越了浓密的云层，在9点的时候到了奥尔巴尼一个空荡的飞机场。这里仍然潮湿和寒冷。因为顺风，我们比预期的时间到得要早，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