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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一九七四年的忧愁与美丽-第1部分

小说: 一九七四年的忧愁与美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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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了,那一段往事总在我心里,有如一条埋藏的河流一样时时涌动。我不知它为什么要涌动,我不知我为什么总会怀想那一段心事,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不叫心事,这无从命名的往事。
  我想了许多字和词来称呼你,我的朋友。娟或者雯,南或者微,每一个字都是轻声,有如你说话的声音。隔了许多年望去,我想起你的声音总是低微,当你大声说话时就会让我诧异,诧异那不是你的声音,有如当你笑起来,我就会比你更大声地笑起来,好像一种支持一样,好像一种放纵一样。
  但那都不是你的名字,事实上我不能说出你的名字,永远不能,有如我希望你根本把我忘记。当你彻底忘记,那就是一种安慰,忘掉我们有过的那么一段无望的、困难的日子,那种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生命中的错乱,愿你忘得干干净净,那样你就会生活得安好。
  我知道你在哪里,在那座高墙后面,在绿荫之下的一座楼里。你也许牵着你的孩子,慢慢走来,你就是慢的,你的声音和姿势柔曼婉转。我还知道你的孩子是个男孩,你们亲密地说着什么,也许你还保留着那年轻时代灿烂清脆的笑声。如果我听见了你,我一定绕道而行,这样我们就不必和那个伤痛的时代相遇,而我在你所不知道的远方,怀想你,怀着不说出名字的追忆。
  你是娟、南、微或雯,其实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如此纤巧的名字,我们的父母不会想到这些雅致和娇柔的名字给你、给我。我们翻开书本看到这些杜撰的名字不禁好笑,一眼看透那些编书人的苯拙。不过你的名字仍然是一个例外,你的名字有明媚的风格,有花之容。但我不能说出,有如我不想任何认识我的人看见我的文字,并且把你辨认出来。所有的文字经过时间的磨洗,岁月与想象交叠,我无法保证这都是真的,所有这些只是源于一种固执的追忆。
  一九七四年的某个日子,我的记忆里有两面青山,青山下是平原和谷地冬季都有的水坝,在两片绿色和黄色之中,是斑斑不融的积雪。积雪的岸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窝棚,我在窝棚的稻草上,看两岸青山。
  我的前程有如雪和泥一样含混不清,我们全然不知岁月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朋友们终将一一散去,以真实和说谎的方式,以独生子女的名义或病退的名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理由,我的二十岁强壮如牛,没有性别的牛;你是十九岁,有兄弟姐妹,大家没有重复的理由回城里的家,何况,以你的单纯的心地,又岂会接受什么不真实的理由呢?
  一九七四年,朋友们接连走了,我送走了我的队友,她在远去的车上挥泪而去,我没有眼泪,我那时没有眼泪,因为我不是一个伤心的性格。我转身走到你的小队,我去看你,于我这像是一种责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人吗?因为你比我小吗?因为你和我一样独自留在乡下了吗?因为我们共同的爱吗--我们爱的歌和诗篇、小说和朋友。
  但是那个人,他已然另有所爱,我们深知他是如何地爱着与他的年龄和经历更接近的那个姑娘。我们深知这一切。但你小心翼翼地爱着他,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各自爱着我们身边的或远方的朋友,而他们各自爱着他们自己的友人。我们如此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那些坎坷的情感之路上,那条路原来就叫如花的少女时代。
  我总是诧异,我的诧异一直到今天,我不明白,那些能够接近你的男孩子,他们怎么能不被你吸引。一直到今天,我在我的想象里把你描绘出来依然好不容易。
  我记得那些年我要去看你,要穿上我想是那时自以为感觉最好的衣服。其实那时我们没什么好衣服,也许有一件在阳光下会显得发蓝的的确良衬衣,那时是城里刚兴起来的面料。此外是白底黑边的北京布鞋,那是我们共同的品味。还会有一个仿军用包的书包,书包里会有那些写满了锦句的本子,上面抄了书本上的打动人的段落,抄了一些歌的谱和词。我给你带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也许,会带上一些远处的朋友的信?
  我记得你收工回来,从那些乡下女人的行列里走出来,你的笑是我预料中的笑。你的笑是从心里溢出的笑,然而从心里溢出的笑又是什么样子呢?我没有文字可以形容。而我在你的笑面前,总有不能久视的感觉,有如阳光耀眼。到今天你不能知道我心里有深深的自卑,但你不知道这又是一件好事。
  你不知道的还有你自己有多么美,你知道十九岁的你有多么美吗?我们在青春发育的年代从来不知饱满的胸部是美的,我们为自己胸部的隆起深感羞耻,那暴露了我们的性别。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束胸如一个小伙子一样,胸部挺而平整,如男人的胸肌。当我看见你了,我忽然发现十九岁的少女多么好看,因为你没有那样束胸。你把你的性别和美丽暴露了。你像一个新婚的村妇一样胸部隆起,你的白衬衣下麦浪起伏。我记忆的你穿着雪白的衬衣,我不明白同样干活,你的衬衣何以如此干净。
  我们在打谷场边的小屋里点着灶火,我忘了是我生火你做饭还是相反。反正我们谁也不会闲着。我看你干活总有一种不对的感觉,你和这斑驳泥墙不对,和这裂缝的灶台、粗细不一的柴枝不对,和细小飘忽的煤油灯不对,和这巨大的水缸水桶不对,和这个稻场边孤立的小屋不对。但你说下雨了不怕,他会来帮你的。
  你小心翼翼地说到他,你回避了所有自己的感情,你的每一句话又牵系了他。我听得小心翼翼。我像捧着一件珍贵而易碎的水晶制品一样小心翼翼。我知道他是好的,爱慕从不需要理由,如果连爱慕也没有,乡下的日子岂不是要让人发疯。
  真的有了爱慕什么都有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喜欢的歌里、书本里,都有潇洒和高雅的男人,都有满怀爱慕和柔情的少女,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雨果和罗曼罗兰。我们在煤油灯下读那些诗句:我记起了那美妙的一瞬: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有如纯洁的美底精灵。
  你的发辫那么黑,那么松松地编结在一起。到已经知道所有生命中堪称外表的美都要一一消逝的中年,头发之于女人的美已经是一个理念。但从小小年纪我们就知道品味头发的美,这是无师自通的品味。而你的十九岁,黑而浓密的发,微微卷起的环绕你的脸。在你所有的表情里,在我能把你从所有年轻时代的女友区别出来的表情里,你可知道什么是你特有的表情吗?
  那时,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不出,到了我的中年,学会了许多文字去描写和分析之后,我才明白,你是那个年代里表情的一个例外,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急欲遗忘自己的性别的女子里,都没有这种表情,我们看人目光是直线,满脸的坦荡一览无余。唯有你,你是垂头一笑,那是无从遮掩的羞涩,是你不想让人看见的羞涩。
  我还能记得的是你的那件蓝色小花的绸衣,母亲在缝纫机下给你做了一件长袖和一件无领无袖的短衣。那绸衣的质地和色泽仿佛是天生为你配置的。夜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合盖一床被单,你穿着这件我们把它叫做圆领衫的衣服,小小的白花散若星辰,开满蓝色的草地。你的头发披下来,在枕边,有时扫着我的眼睛。我们久久地说话,说了些什么我能记起的不多,无非是数着已经离开了的和还在这里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的处境。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被解放吧,赶快被定成人民的一员吧。但你黯然神伤,事实是你的父亲已经定案了,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在黑暗里说尽我们想念的人,亲人和朋友,说尽我们没有被这些阴影笼罩的童年的琐事。在我们的头顶上,房间一点点的亮起来,高高的屋檩,那些横着和竖着的木头,一点点地显出形状。有时有萤火虫飞进来,然后有蛙声打破我们之间的静默。有一次我说着我想象中的爱情,转过头来看见你都睡着了;你睡着了,那么宁静。你不知道我看着你,你不知道我看着你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点歉疚,因为我说了那么多,没注意你都累了。还有我看着你觉得那么幸运,因为大家都走了,一个接一个的回城,而这个机会给了我,使我们成了最近的朋友。
  最近的,我不敢说是最亲近的,你从来没说过我们是最亲近的,一直到若干年后,我在煤矿收到你的信。你那时在县城里,我们好久都没写信了,在我们各自分别以后。你一开始就写到:亲爱的朋友。
  我那时看你的信,压根都没想过你是会如此热情的。我只是想这是因为你在恋爱中了,你的心里一定满是爱情,所以就这样让我分享。我是因为你爱着的人,而进入了你那个时候的习惯用语吧?但现在想来,我又不那么肯定了。我没有那么自卑之后,我想到,在那些年里,我又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们是如此亲密的朋友,在我们的少女时代,在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以后,我们又为什么不是亲密的朋友。
  写到这里,我无法把后面的事情一一说清,那些被动荡和变迁搅乱了的人生头绪。
  一九七四年是我们分手的日子,我参加了那时区里的招生,作为知青代表,我想帮你,但没有起任何作用。我们在那一年分手,我去大学,你到了离队里只有几十公里的县城。
  我们匆匆分手,那时你和别的知青合了组,你又当了组长。组里乱烘烘的。
  我们从此分手,我们总要分手的,再好的朋友,除非是相爱的男女,我们总得分手,独自面对各自人生的重大问题。
  然后,该怎么说好呢?
  那个嫁给黄河边摆渡者的女知青,现在已经是做外祖母的人了,人们说当初是他救了你吗?
  人们要找到足够的理由才能解释一个城市姑娘怎么会嫁给一个乡下人,生了好几个乡下孩子,永远难于在北京立足。但我们,我们不会这样想的。因为嫁给乡下人要什么勇气和必然的理由呢?如果你以为城市已经永远抛弃了你,嫁给一个乡下人,有什么难于想象呢?在九十年代的摇滚里有这样的歌词: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我们的乡村岁月,我们谁曾准备孤独一生呢?
  城市给你耻辱和拒绝的时候,乡下给你尊严和爱,乡下人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吗?一个乡下的男人,像你一样有几分黯然、几分腼腆和羞涩,你要嫁给他,我为什么要奇怪呢?
  我为什么要奇怪呢?我和你一样,骨子里被灌注了卑微。我们如此卑微,只有一点点的爱就可以满足了,再多一点点就会像熊熊烈火一样被点着。那些潇洒英俊和文雅的男子们,他们不在我们生活的视野里,我们被隔绝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又为什么不抛弃那些有关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幻想,投入第一个向我们展开双臂的人的胸怀呢?哪一个人的年轻不是年轻、哪一个人的初恋不是那样无端热狂呢?
  我一点都不奇怪,后来我们会在北方的都城相遇。七十年代后期,日子飞快地翻过,生活一点点回复原轨。你回城的道路曾经是千回百折,现在四通八达。权力能剥夺的也能给予,它愿意给予你时,比你能期待的一切更多。在北京最好的大学,谁能拦住你的到达,谁能拦住你遇到和你心灵相投的人,那些草地、湖水还有粗犷而清凉的残园废墟,谁能拦住你在那里开始新的感情?
  谁又能谴责你呢?我有一百条理由站在你一边。当我第一次听说你的出轨时,我根本不相信,这说明我站在你这一边。我甚至立即去问你:怎能有此谣传?而你平静述说:就是这样。我几乎立即就接受了,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和那个人终生厮守?凭什么?
  凭什么?
  在我几乎遗忘的乡下笔记里,还遗留有你的一个笔记本上落下的散页,你的笔迹,细小而哀婉,那些不够均衡的笔画显出哀婉。是那样的一段,那时我读时,我想这不是二百年前一个法国作家写的,而是你自己写的,你在乡下的油灯下写着,在你身边,渺无一人。无边的蛙声和寂寥,你在灯下写:
  一个人落在海里了!
  有什么要紧!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过去了。
  那个人灭了顶,随后又出现,忽沉忽浮,漂在水面,他叫喊,扬手,却没有人听见他的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和旅客们,对于那个落水的人,甚至连一眼也不再望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苍海中的一粟而已。
  记得我们曾一起在灯下唱歌,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唱道: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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