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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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宫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持朝局，裁抑侥幸，起用名士，甚至还召回了留正。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奖揄有功，包括以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衔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一职。
侂胄面谒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样加赐节钺而成为一地节度。但汝愚却予以婉拒，对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以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应当推赏。”
侂胄极为失望。
侂胄是当年的忠献王韩琦的曾孙，父亲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荫入仕，并且又娶了寿圣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带有一个汝州防御使的武职，所以他十分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元勋子弟，侂胄当然还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对建功立业非常向往，对功迈远祖、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也许是读书较少的缘故，侂胄为人直率，冲动而不拘小节，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的礼训有一定的距离，与朝中那些进士出身的文臣们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实际上大家对此也都十分清楚。叶适就对汝愚说过：“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没有接受。本朝有一种鄙视近幸的传统，特别是对于担任知閤门一类官职的皇亲国戚，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当年陈亮对曾觌的态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习气，他与不少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身为外戚的韩侂胄，这也是他不同意擢奖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还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对侂胄的鄙视表现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侂胄后来与他们这些文臣们的对立。这是当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后，侂胄自恃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所在地发表意见，留正甚为不满，指使省吏转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来之地！”
这话近似于侮辱，侂胄当然无法忍受，于是他立即就到宁宗面前进言，以留正当初在内禅中的暧昧态度为由，使天子下诏罢免了留正。赵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回，现在侂胄不先预告就使天子出诏罢免首相，汝愚无法不感到气愤。他像留正一样把这种情绪付诸行动，当侂胄就此事来谒见时，汝愚辞而不见，使侂胄惭忿而返，终于和他彻底翻脸。事后，汝愚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于色也感到后悔，曾经一度想补救，但被侂胄拒绝。
朱熹在这个月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天子侍讲，这是新帝两位老师黄裳和彭龟年推荐的结果。他们两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学说，所以经常在天子面前提及这位名噪海内的儒臣。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处境不是太好，有点心灰意冷，此次受诏后曾上章辞谢，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来到临安，由此也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侂胄的优势在于接近天子。他不仅是当朝皇太后的亲属，又是宁宗皇后的堂祖父，同时与新帝的婕妤曹氏也有一层亲戚关系。另外，曹氏的几个姐妹通籍禁内，与侂胄的关系亦十分融洽，这都为他邀受皇恩浸预政事创造了条件。新帝遽而登位，本身就缺乏自信而十分需要有所倚仗，侂胄不失时机地走到天子身边，正好填补了宁宗心理上的某种空缺，因而获得他的充分信任是很自然的。患难之交往往牢不可破，侂胄在后来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素。
当觖望转化成怨恨的时候，单纯的不满便被刻意的报复所代替。侂胄排挤掉赵汝愚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来自于与侂胄同样心怀怨气的同事知閤门刘，他为侂胄勾画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建议他首先任用台谏以树植势力。台谏一向是宰相的对立面自不待言，关键还在于台谏之官一向是天子任命而宰相不得与闻的，这正好充分利用了侂胄的优势，刘的计策不能不说是相当高明。在十月份，侂胄开始以御笔批出的手法调整台谏人选，两位党人谢深甫、刘德秀先后被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和监察御史，为打击汝愚排除障碍。当然，事情伊始就使得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原因是天子御批不由中书的情况太露骨了，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侂胄一力左右圣意的结果。第一位被免的谏官黄度就公开宣称侂胄“假御笔而逐谏臣”的做法，具有当年蔡京擅权的性质。而朱熹则进而上书天子，明确指责侂胄窃取圣柄而使“主威下移”，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侂胄恼羞成怒，立即予以反击，又唆使天子罢免了朱熹。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闰十月的事，朱熹担任天子侍讲仅仅四十余天。
侂胄对付朱熹的做法使不少人气愤之余又忍俊不禁。他让一个宫廷优人装扮成峨冠阔袖的形象，在天子面前逗笑，以影射朱熹的迂腐不堪。朱熹的这个毛病由来已久，他坚持居理持敬的修养工夫，也不得不首先使自己道貌岸然，当年的陆九渊就曾讥笑过他，以侂胄的性格，对此当然尤为讨厌。不过，以此细琐小节而进行人身攻击并达到政治迫害的目的，则无疑一个极端荒谬的行径。朱熹的罢职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工部侍郎黄艾、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等人连章抗议，指责侂胄奸佞不法。而侂胄倚恃天子展开反击，先后将陈傅良、刘光祖、彭龟年罢免，知枢密院事陈骙虽素与汝愚不协，也被侂胄排挤，于这年的十二月份罢职。侂胄引用了一位老资格的大臣京镗入为副相，使汝愚在朝中完全被孤立。第二年，新帝改元“庆元”，这一年的二月，赵汝愚在侂胄一连串的打击下终于罢相。清除汝愚的同时，所有反对者也一概被侂胄诬以汝愚党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既有十数位朝廷大臣，也有六名伏阙上书的太学生，甚至对他有过重大贡献的徐谊也未能幸免。
侂胄在对待汝愚的态度上十分强硬。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上书反对，被侂胄出旨安置韶州。这是一个岭外荒蛮之地，处分已不能不说是太重。有人提出：祖俭是当年社稷功臣吕公著的孙子，投之岭外，岂非过分。但侂胄的回答是：谁要是再敢援救，就把祖俭放到新州去。新州比韶州更远，这下没有人再敢说话。虽然后来侂胄迫于舆论压力而一度将汝愚改置吉州，但仍然对他怨恨未解，一心欲置其于死地。七月，罢停了汝愚祠职，十一月，又使人上书请斩汝愚，未能得逞后，再将汝愚改置永州军。
汝愚自知必死，这时倒反而很坦然。临行前对诸子道：“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或可免。”果不出其所料，次年正月二十日，汝愚暴死于贬途衡州，时年五十七岁。
汝愚的政治经验显然很欠缺，他既没能想到侂胄因为求节钺不得而会如此失望，也未能注意到侂胄越来越重的报复心态。在这一点上就连朱熹都比他明智，曾建议他厚酬侂胄以消其预政之望。但汝愚不以为然，认为区区一个韩侂胄并不足为虑，他的幼稚最终使他命丧黄泉。在本朝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宰执大员像他这样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异地他乡。
韩侂胄的出现再次暴露出我们的帝国在权力问题上的弊端。太祖以来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味地限制宰相和重兵大将，结果使天子的权力过重而失去牵制。天子本身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蔡京和秦桧的故事早就证明，宰相一旦和天子结合在一起，手中的权力就会极度膨胀，独裁也就应运而生。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2节 政治运动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制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朱熹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已经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的名单。既然朱熹的“道学”已被指斥为“伪学”，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无关。赵汝愚不必说了，留正与王蔺两人也从未涉及过道学，特别是留正，他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甚至都不怎么样；另一位宰执周必大以文知名，更与道学浑不相干。严格来说，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学家也许不超过两三位，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黑名单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与侂胄发生了抵触而已。刘光祖在绍熙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