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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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龌骱螅攘巳鍪背讲患桃祷乇ǎ谷说歉卟t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尤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轶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4节 契丹源出鲜卑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来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式。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地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及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励，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