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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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是个契机，使两位素来在私交上并无过节甚至还十分友善的人从政见分歧走向了面对面的对抗。司马光这一行动同时也激起了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为变法扫清障碍，这也是变法走向深入后的一个必然。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首先是范镇上表求去，诏许之；接着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同被罢职。三位中书舍人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亦被罢卸知制诰之事权。安石特别对台谏官员进行了调整，数月之间，人员几乎全被撤换。早在此前，权知开封府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职外任，范纯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职左迁，富弼、韩琦、张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动挂冠求外。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欧阳修、曾公亮甚至一度与安石尚还不甚对立的陈升之也在无奈之下自请退位。在这先后，苏轼、苏辙与程颢、程熙两兄弟也离开了朝廷。最后是司马光，在九上辞表后终于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兴军，三月份，请求致仕被批准，归居洛阳。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自此绝口不谈政事，只是在洛阳埋头于读书著述。这也许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无奈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炼斗志，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这与那些囿于个人进退和好胜意气而信口雌黄、造谣中伤的人相比，倒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国政坛的中枢要地，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韩绛入兼参知政事，谢景温进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农寺等。不过，神宗在这些人事过程中仍旧巧妙地作了一些调节，他不顾安石的反对，先后进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尽管冯京的擢升是安石为调离吕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这两位确都是坚决地反对新法的人。皇上的这一举动表明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抬头：作为天子是不能容忍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否则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韩绛、王安石两人同时拜相，与此同时，“保甲法”和“雇役法”两项重要举措开始实施，标志着变法运动进入了高潮。此后的两年，变法不仅继续深入而且逐渐开始产生效果。先是在对外方面，王韶这位继范仲淹之后本朝又一位杰出的治边人才，在安石的一力支持下，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招抚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万人归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后，王韶不断乘胜进攻，最终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将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彻底切断了吐蕃、西夏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使夏人腹背受敌的目标。这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这一次成功的取得固然与王韶的经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确方针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使得帝国的国防边备有了较大的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几个重要的变法举措实施推广的年份，继前两年的青苗法之后，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但由于安石的强硬对策，改革的趋势仍旧没能被反对派动摇。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6节 人将如何忍公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在野的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义利之叹了。惟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各打五十大板，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物抵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种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惠卿展开反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