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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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4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左一为毛昶熙）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2）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两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50万两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苦于自己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被日本窃为己有，即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际关系，二不懂国际法，三是为了省事，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对此，清廷视之漠然。
当时的朝鲜也有新旧党之分。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由旁系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和大院君相反的是，闵氏却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小朝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这一点，和后来戊戌变法时的帝后两党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这些举动，引起了大院君等守旧派的警觉，结果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煽动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
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既有大院君替他们撑腰，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一时间局势失控，这就是所谓的“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被毁，馆员被杀，日本天皇得知后便派出兵舰和陆军1000多人前去报复。清廷听说日本人出兵朝鲜，也赶紧派兵前往朝鲜去控制局面，结果罪魁祸首大院君被清军捉拿，后被送到天津软禁了三年。朝鲜向日本赔罪并答应赔偿日本抚恤费后，“壬午兵变”才告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策动并帮助朝鲜亲日势力开化党突然发动“甲申政变”，一夜间扑杀了多名守旧派大臣，并入宫胁迫国王下诏革新。事变发生后，朝鲜臣民恳求中国出兵平乱。于是，袁世凯率兵两千，随同朝鲜勤王兵攻入王宫解救了国王。日本公使竹添见势不可为，赶紧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结果这个短命的政变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动乱中，开化党人或被杀，或逃亡日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军队到朝鲜，双方相持不下。对峙中，日本人看到清军实力比较强大，且朝鲜国王已经被控制到了清军手中，权衡再三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中国同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个重大纰漏，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据说，李鸿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后来屡屡提及受此屈辱，深以为恨。但谁又知道，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却完全换了个位置，轮到李鸿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3）
此后的几年中，东亚地区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却开始加速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天朝争夺东亚霸权。19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每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30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来购买海军战舰，一时间日本人被鼓噪得狼血沸腾，俨然成为一个极为凶悍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
反观当时的清廷，虽然也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没，让国人极为震惊。慈禧太后狠狠心，决定花血本来打造新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后，拥有了两千吨位以上的战舰7艘，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威风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为北洋舰队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后来就再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舰龄逐渐老化不说，后来连枪炮弹药都不买了。反观日益壮大的日本舰队，差距每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譬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两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岛国录，但内容却只是大部分抄录徐继畲《瀛环志略》里错误颇多的描述。
黄遵宪
清廷大员中，李鸿章算是认识日本比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折中提到：“该国（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接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还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要数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他花了8年的时间（1879年到1887年）写成了40卷50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近代日本的制度变革。只可惜，此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后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关于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愤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地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1）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鸿章
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在国内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平自然收兵回国。
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危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上面。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彼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