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海湾战争1416-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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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少，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诺思雷特（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　—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哩哇啦乱叫。阿尔米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的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El　Boreg），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开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4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吉普车顶，用80—200镜连扣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维科（Jevicho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Shinichi　Murata）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加长的梅塞德斯——奔驰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4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以色列占领了Judea　，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约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Ramallah。”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Ramallah，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说他会安排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象加沙、杰维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其中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3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乌黑的枪口。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让我们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地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驶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嘎然而止。以军士兵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给他看。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您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Nasel）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　CAMP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难民营53岁的Muhanmed　Yosef由于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AL　AMAR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照相。
　　下午三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四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警”，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它们是JinJin的Hit＃een　Press　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办事处（Hiheen　Press　Office　in　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十九、坦克，进攻！
　　十九、坦克，进攻！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Irit　Ben－aba）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本—阿巴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摩加迪沙”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联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国家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常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绝。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