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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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布于东南亚，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蒋介石对于两位军界头目所说的盟国的看法，认为“大体上是对的”，而对苏军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却认为是“偏见”。为了给将领们打气，他故作镇静地说：“我已经电告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40万精锐之师；40多万人对付五六万人，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
“委员长”话音刚落，秘书陈布雷就送来一大卷十万火急的前线失利的电报。第一次电报报告：“郑州已告沦陷！”蒋介石惊恐万状，他说：“怎么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到哪里去了？！”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命调走了3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蒋介石又问：“胡宗南上哪儿去了？”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两个军，镇压新疆叛乱去了。”
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么汤恩伯呢？！”
“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的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军死拼，他已征集了800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
就这样，国民党虽说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余万人，但是它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河南的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领中的一个典型。
话说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以后，这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十二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共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伪宣传，制造假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
4月17日夜间，日本第十二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18日凌晨便向郑州突进，19日傍晚攻陷郑州。接着日军主力向新郑一带集结，并于23日攻陷密县。
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他拥有43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民称他为“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一。若讲起对日本来，此人却是十分亲善的。这个号称“40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军交战，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49个县市。
5月1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月5日占领郾城。这时，奉令调往武汉之敌第二十七师团继续南下，9日到达确山。同时，司令部设在汉口的日本第十一军也从长台关（信阳北面）北上，9日进抵确山，与南下的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
日军侵华方面军司令部本来认为，汤恩伯的主力是布置在郾城以西地区，但后来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北面。因此，日军在占领许昌之后，便于5月1、2日转向西进，攻打郏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然后围攻洛阳，在它的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5月8日，在洛阳东南地区，一部分中国军队陷入日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敌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
与此同时，侵占山西的敌一军约两个旅团，从垣曲南下，5月9日强渡黄河，攻下渑池，向新安推进。而孟津之敌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敌人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攻城，但被击退。23日，敌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我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入敌手。这样一来，日军就完全占领了河南全境。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计划。
在河南战役临近结束之际，日本侵华军总司令俊六于5月28日从南京潜入汉口指挥部，准备向粤汉、湘桂铁路发动猛攻，以打通这两条铁路线，消灭沿线两边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场，并威胁重庆，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
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除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的8个师团，又增调了3个师团归他指挥，总兵力达到362万人。另外，海空军还不算在内。为此，在1944年初即着手进行准备。
5月27、28两日，第十一军第一线5个师团，约12万人，从湖南岳阳一带分3路向南进军，准备在长沙北面的沅水和益阳之间，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迅猛南下，夺取长沙。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争吵起来。城外岳麓山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儿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干，一窝蜂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指挥部却还在那里同重庆辩论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
中外记者们为这风卷落叶般的战事吓住了，纷纷前往采访。蒋介石的发言人奉命答复：“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正赶上日本兵冲到衡阳城下后暂告停止，从事诱降，于是重庆的政治寒暑表突告上升，说是日军已遭阻止，国军即将反攻。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光荣的战绩”，蒋介石对守衡阳的方先觉慰勉有加。
日军占领长沙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衡阳。衡阳地处战略要地，它不仅是粤汉、湘桂铁路的交结点和湘水、蒸水的汇合处，又是我东南各省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公路枢纽。日军夺取长沙之后，立即派出两个师团沿粤汉路和湘江南下，水陆兼程，妄图在行进中急取衡阳。
7月底，日军准备就绪。7月30日，日军下达进攻令。在此后的一周中，日机开始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地面又以4个师团发动猛攻，并以重炮轰城。这时中国军队困守衡阳近40个日日夜夜，从未轮换休整，伤亡重大。加以盛夏酷暑蒸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将士多患腹痛痢疾，医药不济。中国后方曾派出几个师的部队为守军解围，但均被日军击退。由于日军攻势越来越猛，8月8日拂晓，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奉蒋介石密令率部投降。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战士们出于爱国热情，违令奋勇抵抗，日寇第六十八师团长久间为人中将和他的参谋长被击伤，日军共伤亡19万余人。
日军虽然在国民党战场上取得局部胜利，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海空军节节败退，损失重大。在缅甸北部，日本侵略军在美、英、中、印联军的打击下，也处于绝望的境地。所以日本大本营秉承东条英机的意志，这时更加殷切期望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妄图阻止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推进。
为此目的，日军在占领衡阳之后便进行休整改编，建立第六方面军，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兼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二十三、三十四军以及长沙、衡阳地区的直辖部队。与此同时，日军又赶修粤汉铁路和公路，补充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作继续进攻的准备。
9月初，日本第十一军占领了湖南的零陵，14日又攻下广西的全县。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又发动了桂林—柳州战役，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的部队望风披靡，狼狈逃窜，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桂林有个站长，以5万元卖出一辆无盖车皮，又把列车座位卖给某银行，索价14万元，半路上还对乘客重重勒索，并且对乘客说：“坐我的车便是黑市，没有钱便不能上来！”
第四部分 “一号作战”第49节 “一号作战”（2）
9月9日，侵占广东的日本第二十三军也从三水、四会西犯，于22日占据了广西的梧州。然后这支侵略军继续西进，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这时侵占越南的日本南方军，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国境，向南宁推进，12月10日，在绥渌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会师。这样一来，日军就打通了从黄河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在桂林、柳州陷落之后，山城重庆为之震惊，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安，急忙从四川、陕西等地调遣部队，赶运贵州，守卫西南门户。但因交通不便，现代化运输工具缺乏，部队机动性能极差。而广西、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尽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日本第十一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都匀。
面对着这样的败局，蒋介石唉声叹气，有时急得双脚直跳，大骂张发奎。原来，在日军攻占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B522B522乎有直犯贵阳之势。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迎战，一连10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11月27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28日又陷南丹，29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糊里糊涂，一队美国飞机把南丹以北贵州省境内的“六寨”，当作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惨不忍睹！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千辛万苦从大山塘到六寨的人，有2万人的鲜血在此流成血海。张发奎再也没想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实在令人寒心！
贵州危机直接威胁四川。如果贵阳有个三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蒋介石焦急起来，于是急忙把河南败将汤恩伯调来，借以加强贵州方面的防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征得美国同意，于1944年12月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调回两个师，加强昆明的防务，使西南门户转危为安，暂时支撑了摇摇欲坠的重庆政府的局面。
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日本侵略军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但是，从日本的战略全局来看，多占一些地方无异于作茧自缚，使日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形成强烈的对照，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开始发动局部反攻。在东条英机发动“一号作战”时，侵华日军中有50多万人用于豫、湘、桂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更易于进行局部反攻。在这一年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在山东解放区，1944年间，在鲁中、鲁南、滨海、勃海和胶东等地区，八路军向敌人展开了多次的进攻，共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伪军向我军反正投诚者共计37个中队又2700余人。在晋察冀解放区，从1月到10月，我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深入昌黎、博野等24县，并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使我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我军还推进到热河，解放了该省的大部分。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从2月至12月，先后攻入19个县城，攻克碉堡据点千余，收复国土5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余万。4、5月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以后，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到1944年底，这个支队共作战130多次，解放人口113万，并建立了16个县政府。
在华中，陈毅将军统率的新四军在1944年也广泛出击，积极反攻。3月4日，粟裕将军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以3个团为主力，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向苏北淮安的重镇车桥一带发动攻势。4日夜间，第七团战士用云梯爬上7米多高的围墙，进入镇里，只花30分钟，1000多名指战员就冲到车桥街上，猛袭睡梦中的敌人。5日黎明，50多个碉堡即拿下一半。至下午4时战斗结束，我军解放了车桥，并击退了前来增援的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