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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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1）
杨虎城曾说：“我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在生活、斗争、军旅生涯、生死拼搏、社会磨砺、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实际中得来的，这是经验。”他说：“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在实践中通过时间磨炼得到的，这要碰许多钉子，遭很多艰难曲折，以致流血伤残，乃至牺牲，我的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很艰苦，不容易。因为我那时受家境条件的限制，只能走这条路。”同时他还认为，陕西的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所造成。但教育落后，人才匮乏也是其中重要因素。因此，他只要有点财力的权力，就积极兴办教育。如前所述，杨虎城在靖国军时期就乐资办学。执掌陕政后，首先，将振兴教育列为重要的政纲。针对教育经费长期短缺没有保障且被随意挪用的状况，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
强调：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最关键的就是要筹措资金。他毅然决定压缩军费。从军费中抽出一部分和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共同放在一起作为“教育基金”。并明确规定专款专用，还由教育界人士组成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这是杨虎城在陕西举办教育事业提高和保证教育经费的一项最主要的措施。其次，他大幅度提高了学校教员的工资。据米暂沉说：当时，西安的中学教师中，月薪较高者可达七八十元，比司书人员要高一倍以上，就当时生活水平说，是比较高的了。从而解决了广大执教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提高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很实际地培养起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他积极响应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农村教育，为使农民子弟读书，从而摆脱愚昧与贫苦，在他支助下在陕西农村普遍办起小学。
这与他有切肤的体会有很大关系。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接受回族冯瑞生先生的建议，1932年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第一所回民子弟小学。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回陕西担任省政府主席后，有一天，蒲城家乡的一位李姓老先生来找他，要求我父亲资助在家乡孙镇办所小学。父亲听后很高兴，慨然应允。并当面夸奖李先生：‘我回陕西后，要求见我的人不少，可他们不是要钱，就是要官。惟独你，能为家乡农民子弟着想，要求举办学校，有远见，我很佩服你。以后在办学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还可以来找我。’”他主持会议通过了《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暂行组织规程》。对省立中学进行了扩充，扩招了中学生，使陕西的教育出现一片繁荣。经过他自己在日本的学习体会，深知通过留学渠道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先后选送派出了江隆基、郭则沉、王炳南、潘自力、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周梵伯等一批青年学生赴英、法、德、日等国留学。并按《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给这些留学生经费保证。杨虎城给留学生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上学，决没有什么错，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被杨虎城送出留学的潘自力在其《自传》中说：“1930年12月下旬，蒲子政（蒲克敏）从西安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杨虎城要送他到英国去留学，要我也去西安，说也拟送我出国。我看信后，误认为可能是党送他到莫斯科学习。我到西安后，才知道杨虎城要给德、英、法、日送一批学生，且有的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出国，如王炳南、江隆基几个人。我当时的确不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在我到西安的当天下午，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到蒲子政的家中遇见我，即说资助我到法国去的问题。当晚米即来约秘密地去见杨虎城。
见面后，杨除讲些客套话外，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说：‘我两年来没看到什么报纸了，但依我看，国民党是要失败的。’他说：‘我看蒋介石也搞不好。’接着又说了一句：‘总而言之我还是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说他愿资助我去法国学习，并说他是为社会上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他私人。说话时米暂沉在旁。以后米向我谈，他们的大门向西北开，将来要联共联苏。”｛11｝ 潘自力终于接受了杨的资助去了法国留学，解放后曾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重视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十分关心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专门制定了《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奖学金规程》，对家境困难的学生给予专项补助。曾批准发给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陕籍学生崔鸿勋津贴。对一些大学毕业生还资助回乡参观的旅费，希望这些人能够回陕西报效家乡建设事业。以前，陕西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在杨虎城的积极倡议争取下，在陕籍革命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南京政府批准，兴办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筹备时杨还是省主席，当正式兴建时他已无“政”权，为了解决学校经费不足，他又从军费中拨款补助（当时他的权力，就只能从军费中抽用）。他当时很明确提出：要通过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建设西北农业科技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建设西北大粮仓，使西北成为抗日救国的可靠后方。解放以后该校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后来，依托这所学校又建立起多所农林科研机构。
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2）
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杨陵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亚洲最大的农林牧业教育科研、产业开发基地。通过上述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杨虎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1934年他已不主政，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自己出资并募资在蒲城县创办了尧山中学。1934年10月27日，蒲城尧山中学举行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要建设农村，就必须实施生产教育，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必须实施民族教育，所谓‘成德达才’，便是双管齐下，道德与知识的训练决不可分离。诸先生或从事政治，或从事社会文化建设，见解高明，愿在校各先生各同学特别注意。本人是蒲城公民之一分子，认为蒲城人民的文化急应促进，因为连年来天灾流行，农村的生产事业废弃不堪，要恢复旧观必须先造成农村建设的领导人才。尧中成立，得各地人士的热烈赞助，我实甚感激。我们设立尧中不是做门面，图好听。我们认为，社会的建设大部分是知识问题。试想，科学世界一切的新式生产工具，哪一件不是由人发明或发现的。人家能够利用科学战胜自然，我们也是人类，也有光荣的历史，难道我们就专赖他人么？”“学校的医院除负责学生健康外，应该诊疗一般人的疾病。学校的图书馆要公诸大众，购置民众读物，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机关。从前把学校的围墙打得高高的，把学校当作另一个世界，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不只要社会学校化，同时也要把学校社会化。将来在校内设备理发馆、洗衣局、贩卖部、小农场，让学生实际去交易。”杨拯民说：“
1936年夏，我正在西安市第二中学读初二，暑假将过，父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到尧山中学去读书。我当时甚觉突然，不情愿地说，‘在二中上得好好的，尧山中学刚开办，各方面条件肯定不如二中。’父亲说：‘正因为尧中是初办的，我才让你去。你想想，我办的学校，连我的儿子都不愿意去，还能吸引号召其他青年去就读吗？’这样一说，我就无言以对了，不愿意，也得去。从这件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教育的重视认真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执着。下半年，我应父命，转到了由我父亲出资兴办的尧山中学。
这是一所进步人士云集的学校。尧中校长是袁若愚，教导主任是冯一航，事务主任是方仲如，教员有何寓楚、田志恭、朱茂青、体育教员张希钦。好家伙，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红’得在西安不能公开活动了，就被父亲聘到了尧山中学任教。”“为了纪念井勿幕，父亲把该校的图书馆命名为井勿幕图书馆。馆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任由学生借阅。学校倡导学术自由，教师讲授历史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研究解析。”“那时每周除上文化课外，还上军训课。
父亲给学校拨了二百条枪，若干子弹。教官张希钦首次上课，先讲理论，讲抗日的道理，说学习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大肆批判不抵抗主义……然后再把学生拉到操场再教实战课（张希钦后来曾任王震部队西北野战军二军参谋长，八十年代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尧山中学先后培养出许多共产党人，是进步青年的摇篮。西安事变时，蒲城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就是被该校学生枪毙的。”杨虎城的女儿杨拯坤（周盼）回忆道：尧山中学的创办集中地反映了父亲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尧山中学成立于1934年，从筹办到开学，父亲多次亲临指导，亲自选聘校长教师，教师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为了使学校有充足稳定的经费，父亲筹办了咸阳榨油厂、渭南轧花厂，购买了土地若干亩，作为学田。
1936年11月26日，母亲告诉我父亲要带我回蒲城过生日，我满以为到蒲城免不了要热闹一阵。乘车回到蒲城家里，不见有什么客人，屋子里静悄悄的。中午和祖母一起吃过寿面，下午父亲带我去尧山中学。一进尧山中学的大门，父亲被迎接到办公室，随即向我一一介绍了在场的领导和教职员，参观了教室、实验室、寝室和食堂。校园正中高处立着一座高楼，四周还有脚手架，这是正在施工的井勿幕图书馆。父亲指着高楼对我讲：这是为了纪念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先生而命名的。
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3）
在食堂，父亲看学生吃着香喷喷的热面条，边看边询问学校的各样事情。他谈着，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牵动着他的心。大家热情地围着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讨论不完的问题。直到万家灯火，我们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不见了父亲。12点多钟他才回来，他高兴地说：“我爬到井勿幕图书馆的顶端，怕你爬不上去，没有叫你。”父亲是从脚手架上爬上去的。下午我们又匆忙赶回了西安。父亲在尧山中学度过了他43岁的生日。
广纳贤达 汇聚力量（1）
杨虎城戎马一生，他没有文化，但他一生渴求知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从自己奋斗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要成就一番事业，没有知识不行，不依靠有知识的人更不行。从靖国军时期起，他就广交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他请学识渊博的蒙浚僧担任参谋长，帮助他处理军务；吸纳孙蔚如、赵寿山等知识青年加入他的部队，委以要职；大革命中又结识了杜斌丞、魏野畴、南汉宸等。这些人对他帮助极大，使他的事业不断发展。回到陕西后，他更加注重吸纳、团结、重用知识分子，吸纳更多的人才来建设陕西。
1930年11月他曾发布如下布告：“为布告事。现值训政时期，百废待举，需才恐亟，自非延揽群才，不足以备任使而襄郅治。凡属在陕国内国外各项专门毕业人员，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