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历史的底稿-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囤货积奇,他做,夺人家业,让孤儿寡母扫地出门,他还做。不仅坏,而且阴损。戊戌维新那年,攻击变法最疯狂的,就有他一个。不仅对湖南新政大加阻挠,而且还为政变后的反攻倒算,提供了不少黑材料。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变法,大家都心照不宣,就他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清朝覆灭前一年,长沙大饥,他不张罗救灾,却乘机囤积粮食,对长沙的饥民抢米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个朝廷查办事端的官员,恨得牙根痒痒,如果不是革命来得快,也许就办他了。
进入民国之后,叶德辉顽劣如故,甚至变本加厉,逮谁骂谁,以至于袁世凯时代的湖南督军汤芗铭拿了他,要就地正法,后来还是王ND064运在袁世凯面前说了句话,才平了事。那时候,人们提到“劣绅”两字,估计十个人有九个会想到叶德辉。60岁以后,此老开始钻研房中术,刊印《素女经》,卖火了一把,赚了不少“贩黄”的钱,而且还收买了若干十五六岁的少女,在家里日日操练。不过,吃过汤屠户的亏,叶德辉开始在军阀身上下功夫。此后湖南走马灯似的换主人,你来我往,谁都要给叶德辉面子,尽管国人皆曰可杀,但再也没有官家来动他了。反过来,长沙的“高尚”社交场所,倒总是有叶德辉的影子,一脸麻子,面目可憎,却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旁若无人。
叶德辉的晦气,是大革命带来的。1927年北伐军扫过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湖南半是投身革命的唐生智的天下,半是农民协会的天下。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原来的乡绅大多变了“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不知凡几。按道理,在此情形下,叶德辉应该收敛才是,可是这家伙不,依然说三道四。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的首领是柳直荀,就是毛泽东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很是能干,农会搞得十分火热,掌握了省团防局的武装,声势浩大,动辄捉了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那时,四乡农民,经常进城开大会。一次,叶德辉对人说,他为农会拟好了一副对子,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粟麦黍稷,无非杂种”;下联为:“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尽是畜生”;横披:“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事情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消息走漏,叶德辉被早就恨死了他的农会抓了起来,公审之后,喂了一粒铜花生米,翘辫子了。闻听叶德辉被抓,章太炎发了个电报来求情,说此人固然该杀,但念他是个读书种子,还是饶他一命为好。但电报到的时候,叶已经去西天多时了。
当然,章太炎的说法也不错,叶德辉人虽然坏,却真是个读书种子,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藏书特丰,近代书家,谁人不知景梅阁(叶的藏书楼名)?叶德辉的目录学兼读书札记的《书林清话》,直到今天,依然是此行当的必读书。只是,能读书而且有见识,却掩不了叶德辉的恶行。湖南农运,过火的行为不少,但杀叶德辉,却是他罪有应得。晚清绅士劣化,叶德辉要算是典型,在他身上,反映的是一个转型时代社会中坚层的某种带有典型意义的趋向,只要有转型的形势,类似的堕落就免不了。
革命·诗·酒·佛·女人
将这样几个词堆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有点不敬。但我下面要说的事情,的确跟这些词都有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更合适的题目,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记得好像“诗·酒·佛”这样的堆砌,本是鲁迅先生打算做论述六朝文学的题目,既然我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点别的,凑成一盘,估计也算不得什么。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结的诗社,从一开始就是个大杂烩。上面讲的几个词汇所代表的东西,南社里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说反满的内容,尤其浓烈。这也没办法,谁让清朝皇帝在二百多年里,老是对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治了又治,压了还压,那么多文字狱,那么多科场案。眼看满清大厦将倾,又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更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做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俩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惟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做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仁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两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这位党国的“稚老”,依然忿忿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