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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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所在国的了解，一旦发生战争，关键时刻到来，他就会象一颗定时炸弹那样在敌人要害地方爆炸，及时提供情报，使德国赢取重大胜利。卡纳里斯反对这样的计划。他不想孤注一掷，宁愿让谍报局花费精力安插许多次要特务。这些中级或低级的特务，在和平时期报告哪儿有机场，军事要塞或工厂，在战时报告哪儿有军队，这些都是公认的有用情报。
德国对英国的间谍活动软弱无力的第三个原因，是谍报局的设备和经验不足。奥斯瓦德·莫斯利领导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合会是吸收间谍的天然源泉。大概里特尔没有想到要挖掘这个源泉，或者是没有联系人来进行这项工作；或许是他没有时间这样做，政府也不支持他这样做，因为希特勒认为法国是主要敌人，法国的军队在欧洲是最好的，因此谍报局在西方的很大一部分间谍力量是用来对法国进行活动。
无论什么原因，总之里特尔没有试图从那个组织中吸收特务。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在英国除了少数凭着一时念头提供情报的同情者外，只有很少几个特务。其中包括“约翰尼”（阿瑟·欧文斯）和他的下级特务。但是谍报局没有抓住战争爆发后头八个月的机会向英国大量派遣间谍，在那八个月中，英国同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交通还是相当畅通无阻和相当频繁的。德国的间谍机构或许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在德国用闪电战占领欧洲大陆之后，英国就会觉得绝望而跪地求和。
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继续顶抗德国，说明德国原来估计英国会投降的看法有错误。一九四零年七月，希特勒下令作好在英格兰登陆的准备，后来他又把登陆日期改在九月十五日。谍报局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它以前没有派去的间谍统统派往那里。谍报局的各个机构奉命寻求志愿人员，用小船或飞机将他们送进这个岛国。训练和派遣空投特务（代号叫“莱娜”行动）的任务交给了里特尔。
几天之后，头两名志愿者来到了德国。他们是由谍报局的一个吸收间谍的人在一批斯堪的纳维亚纳粹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两人似乎都合乎谍报局总部规定的高标准：至少二十岁，最多不超过三十岁，体格健壮，聪明机智，技术熟练。
一个是丹麦人，举止优雅，名叫汉斯·汉森，二十六岁，母亲是德国人。他是工业制图员，个儿比一般人高，深黄色头发，面目端正，他是丹麦纳粹党员。另一个是芬兰人，名叫格斯塔·卡罗利，比汉森大一岁，个儿也比他高，长着一双讨人喜欢的蓝眼睛，他是机械师。两人都在德国工作过，不仅能讲流利的德语，而且会说地道的英语，里特尔一见这两个人就很喜欢。
“你们志愿要干什么，我相信你们是知道的，”他对他们说。 “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你们已经知道，你们要冒着生命危险，空投成功后，你们要完全依靠自己。我希望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朋友。我负责训练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合作。我们为你们安排了特别课程，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把它学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早作好准备，最晚不能超过六个星期。我们明天上午就开始训练。”
“相信我们吧！就象我们必须相信你们一样，”汉森简短地作了回答。
他们开始工作了。里特尔给他们编了号，汉森是三七二五号，然后发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安置在谍报局的供膳寄宿处洛普施托克。当他第二天上午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特劳特曼的一名助手的指导下练习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们练习识别飞机；参观高射炮阵地，以便熟悉各种口径的高射炮；他们学习气象学，因为英国完全停止公开播送气象预报以后，从英国提供气象报告对德国空军就非常必要了。他们还学习空中交通管制，以便能够正确地报告机场调度的情况。所有这些他们学得十分勤奋，不到规定的六个星期，他们就学完了全部课程。
他们编造了传奇式的经历，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难民，乘一艘渔船来到德国。他们领到了假证件、配给卷和二百英镑。七月的一个大热天，他们和里特尔一起，从汉堡乘车前往里特尔也不知道的地方。他们在科隆附近停了下来，试验他们的无线电设备。汉森试了试，觉得收到了汉堡电台，可是很快又收不着了，他摘下头上的耳机，发起火来了： “真该死，第一次试验就失败了。”卡罗利比较有耐心，他试了几次，断定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干扰了接收。他离开公路远一点，终于取得了联系。他们通过了第一次考试！
他们来到布鲁塞尔，两个未来间谍住在旅馆里，里特尔在那儿的谍报站会见了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将把这两个间谍空投到英国。他和飞行员摊开一幅地图，寻找合适的着陆点，里特尔满意地看到，他的第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叫西蒙的特务所发现的机场有一部分出现在地图上。他们将地形图与人口图和公路图进行对照，最后决定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个地方着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大块空旷地。里特尔画了一幅放大地图，根据这幅地图，两个特务可以熟悉乡间的那块地方。可是后来几天天气不好，无法执行任务。汉森和卡罗利于是游览布鲁塞尔的风景名胜。卡罗利找了一个姑娘，似乎和她有些缠缠绵绵，汉森和里特尔担心他会妨碍执行任务。里特尔派人盯她的梢，发现她原来是个妓女，将她保护性地拘留了几天。
天气仍然不好，为了消除间谍头子和两位间谍越来越紧张的情绪，里特尔带他的两个特务到安特卫普和巴黎旅行。
在巴黎，他们成功地用无线电同汉堡取得了联系。这使两个年轻人感到放心，因为巴黎和汉堡之间的距离比英国和汉堡之间的距离还远。他们返回布鲁塞尔。天气预报说天将转睛，他们再次南下，来到布列塔尼亚的首府雷恩，那儿有一架漆黑的双引擎Ｈｅ111 式轰炸机在等着他们，飞机驾驶员也在机场等候。里特尔同卡罗利最后一次握手。这个年轻的间谍爬进了飞机。飞机开到跑道上，不一会儿，虽然还能听到马达的吼叫声，可是飞机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过了一天，汉森也这样地飞走了。里特尔回到鲁布塞尔，陷入幻想之中。
凌晨四点半，飞机驾驶员报告：他低飞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海岸附近又冲到七千米高空，然后穿过云层，俯冲到着陆点上空一百五十米的高度上。他放慢了发动机的速度，汉森跳了下去，驾驶员看到降落伞张开了，然后就往回飞。
里特尔现在只好等着。第二天，他焦急地向汉堡无线电台打了几次电话，得到的回答只是： “还没有消息，少校先生。”只是到了第三天的半夜里，他床头的电话铃才响了起来。
“三七二五号（汉森）同我们联系上了，少校先生，〃 电台报告。 “线路很好。魏因（训练他们的电报员）亲自同他们联系，毫无疑问是汉森在发报。”
“他说了些什么？”
“他只是通个消息，让我们知道他活着。他不久还要发报。”
“好，”里特尔说。 “听到他的消息后，请马上告诉我。晚安。”
过了三天才收到第二次发报。卡罗利的降落伞拌在一棵树上，他受了伤。这个高个子间谍躲在一个农场的房子里，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没有降落在索尔兹伯里附近，而是降在牛津以北、离原定降落点相距六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后来里特尔决定派“约翰尼”去帮助他。经过多次通讯， “约翰尼”手下的一个特务在海威克姆火车站会见了卡罗利。他把这个芬兰人带到自己的寓所里，仔细护理他，一直到十月份，卡罗利自己才在剑桥南面找了一处寓所，从那里往回发报。可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突然停止发报了。 “约翰尼”报告，警察把他包围了，他中断发报，逃走了。根据汉堡的指示， “约翰尼”手下的一个特务取走了卡罗利存放在剑桥火车站行李室的那部电台。
再说汉森，他在伦敦北部巴尼特区安了身，以那里为落脚点，拼命为里特尔工作着。他总共向汉堡拍了一千多封电报，许多是气象报告。另外一些电报详细报告了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一九四一年二月，炸弹扔到了博勒姆伍德，这个地方离汉森在巴尼特的住所只有一英里左右。他用无线电报告下列工厂被炸坏；标准电话电报有限公司，西勒姆实验所以及史密斯父子有限公司等等。几天之后，他到英国各地旅行，报告机场和工厂的情况。 “许多轰炸机配置在牛津地区，主要是在阿宾顿、本森和布莱兹诺顿。请进行侦察，”
他在电报中说。二月二十四日，他报告布莱兹诺顿机场的情况； “新发现一些特别大的土丘，用草盖着，大概是地下飞机库，约两百米长，七十五米宽。”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汉堡发现它绘制的大不列颠飞机场地图册第一百零四页上没有标出这些土丘。他第二天又报告：进一步观察了布莱兹诺顿机场。昨天报告的六个土丘实际上是地下飞机库。我亲眼看见两架无畏者式飞机如何被推进西北边的一个地下飞机库。这两架飞机上涂着Ｎ3446和Ｎ3479的标记。飞机库的确切位置如下：两个南北走向的飞机库位于布莱兹诺顿以西一百米、从布莱兹诺顿通往卡特顿的公路以北的地方；另外两个飞机库走向相同，但位于公路以南，离通往班普顿的公路有一白五十米。剩下的两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千八百米、公路以西三百五十米远的地方。通过观察发现高射炮阵地，一个位于卡特顿以东七百米，另一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百术。
汉森是个自由间谍，没有固定职业。三月，他旅行来到索尔兹伯里附近，调查飞机场，四月来到伦敦西面的远近郊区。有时候收到的他的报告里面，地名奇怪地拼错了，或许是发报时打错了，弄得谍报局的情报分析员气急败坏地翻着地图册和地名手册，寻找“Ｈｅａｔｈｒｏｎ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希恩罗机场）”（应拼为Ｈｅａｔｈｒｏｗ）和〃 Ｒｏａｄｉｎｇ（雷丁）”（应拼为Ｒｅａｄｉｎｇ）。
汉森自作主张，大概使他们更加感到恼怒。他不时地宣布他在度假，因为他暂时不愿搞任何间谍活动。另外，汉森有时发牢骚，大概也惹得他们生气。
“你们对我的工作如何评价，从来就不让我知道。哪怕偶尔给我一点安慰也是好的，我毕竟是人。”
在英国，食品实行配给制，当他奉命报告面包贵不贵，好吃不好吃的时候，他反问道：“难道你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可问？这儿的面包照样好吃。”
“你们答应派人送钱来，为什么迟迟不送来？我开始觉得你们全在撒谎。”
事实上，谍报局给三七二五号特务送钱有很大困难。他被空投的时候，他们只给他两百英镑。原来指望登陆部队不久接踵而至。但是登陆越来越往后推迟的，他钱花完了。
“约翰尼”给他寄了一百英镑。德国人原来准备给他空投五百英镑，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告诉他，他在汉堡的一个朋友将把钱送来，还将给他带来新晶体管，装在他的电台上。他们原来安排了一连串复杂的会晤，地点在摄政宫饭店、培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但是没有一次办到了：英国人把他的这个朋友逮捕了。后来汉堡指示他下午四点在维多利亚车站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等候，听从指示。汉森回答说，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已经不在那里，他建议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经过几次往返电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终于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汉森扎一条红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车。有一个日本人也上了车，左手拿着一份《泰晤土报》和一本书。到了第五站，两人都下了车，等候同一条线上的下一趟车，后来两人一块上车，并排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日本人：“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
那个日本人扫了他一眼。
“你拿着看吧，”他说。 “我下一站就要下车。”
报纸里夹着八十张五英镑一张的票子。那个日本人是副武官，赶忙回到自己的使馆。汉森发报：“两三天内不发报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汉森还通过里斯本的一个重要德国特务安排的复杂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钱，这个特务是南斯拉夫人，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说他认识一个有钱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剧团的老板，由于担心英国输掉这场战争，想把手中的英镑换成美元。谍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