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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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来替自己开脱。最后一条对于竞争对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来说是一个凶兆：　“我的工作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秘密情报机构。”中间的九条多半是一般的规定：“（2　）工作人员的配备十分重要……（3　）行政管理应分成两个部分：　（ａ）收集情报……”（ｂ）估价情报……（5　）
　　特务机关应当成为国家的一个受尊重、受重视的部门。”
　　他执行这项规划的进展相当缓慢。譬如，第七条是比较简单的；　“应当建立档案制度，归档既要按照主题的类别，也要按照人名。”可是为这一条发布一项指示却花了一年。
　　他运用条顿人的精确性，替这一条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设立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一份所有特务的卡片索引，一份按照人名和活动领域排列的重要人物档案，一份类似的重要人物卡片索引，以及按照主题归档的档案。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开头写的是他的秘密代号，其中包括一个大写字母Ｖ（代表“特务”），这个特务进行活动的国家的编号（根据一个编号表填写，表中阿富汗是一号，也门是一百八十二号），一条斜线号，以及地区小组为这个特务所编的个人号码。比如，一个在英国进行活动的特务的秘密代号可能是Ｖ45／85。　他的档案将包括一份简历，对他的保安审查的结论，他的任务，他提供的报告的简短记录，以及根据五个等级对他作出的评价；一，优秀；二，良好；三，一般；四，较差；五，废物。按主题归档的档案分五大类，例如Ａ类，外交政策；Ｂ类，国内事务。每一大类中又分成小的类别，用拉丁字母编号（在Ｂ大类中，Ⅳ类是政治影响），进而分成更小的类别，用三位阿拉伯数字编号（215　是军界人士，216　是贵族人士）。这个复杂的规划，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六司的每个组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档案，它们没有按照舍伦贝格所设想的那样分门别类地归档。’舍伦贝格还改组了六司。他赶走了监视他们的约斯特的代理人。他将五个地区组减为四个，重新用拉丁字母编号。
　　他将技术组的编号更加靠后，亲自督促将六司的无线电小组扩大成为正式的特务通讯机构，即所谓的哈韦尔研究所。
　　他增设了几个新组：Ｇ组协调第三帝国各研究机构的工作，ｗＩ组负责经济情报。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六司的机构最庞杂的时候，它一共有十二个组，四十八个小组。
　　舍伦贝格还把他自己的人安插到六司。安插某些职务是容易的，因为约斯特将五个组长职位中的三个完全空缺起来。在安插其他职务的时候，舍伦贝格的行动比较谨慎。约斯特的助手菲尔贝特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但在舍伦贝格的领导下，他的职责范围严格限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在这方面已被证明是不得力的。于是舍伦贝格调来了在德国保安总局一司已经出了名的一个人来管理Ａ组，即行政管理组。这个人就是马丁·赞德贝格尔博土，三十二岁，曾经在德国南部当过助理法官和行政官，十九三一年加入褐衫队，一九三六年加入党卫队保安处。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在一司工作了一年半，负责训练，干得很出色。同俄国交战以后，他离开柏林，前往爱沙尼亚，从事特遣队反游击活动。快到一九四三年底，舍伦贝格召他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爱沙尼亚保安司令和党卫队保安处首脑。他颇为能干，野心勃勃，卓有成效地改组了Ａ组，在同其他组发生人事纠纷时，他往往要占便宜，他一直管理着对内对外使用的大量资金的复杂帐簿，直到最后一个芬克使完时为止。
　　约斯特手下的其他人比菲尔贝特消失得要快。约斯特的英美组组长，主要资格是会讲英文的花花公子汉斯·道费尔特，继续呆了不过一年。舍伦贝格撤掉他，换上大学时的老同学、三十二岁的特奥多尔·佩夫根。吸收吉姆佩尔和科尔波去美国执行任务的，就是这个佩夫根。佩夫根，　“北欧日耳曼血统”，法律博士，不容易激动，不太活跃，但善于“‘有条有理地’工作”，知识“远远超出一般人”，他的政治哲学观点“正确”。他在波恩大学和舍伦贝格是同学，舍伦贝格一九三八年吸收他参加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德国和德占区担任一系列职务的的·候，舍伦贝格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一位上级指出，佩夫根同一个党卫队特遣队在俄国执行反游击队任务期间，并没有“完全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
　　其实，他领导六司Ｄ组的技术资格，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强。但是，战前他在波尔多和日内瓦学习了一年，在爱丁堡学习了一个暑期，这为舍伦贝格重用他提供了合适理由。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舍伦贝格撵走了道费尔德之后，换上了佩夫根。
　　从舍伦贝格对英国小组的人员挑选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觉得某个人非常好，他能够作出非正统的选择。有一天，他的一个主要助手的助手，在柏林地铁遇到一位朋友，此人就是奥托—恩斯特·许德科普夫博士，历史学家，二十九岁，讲话飞快。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论述英国海军政策的书，当时他正在波茨坦空军司令部工作。他既不是纳粹党党员，也不是党卫队队员，可是他的资格看起来是挺不错的。他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开始为六司工作。同一天，他加入了党卫队，少尉军衔，比他在空军时的下士军衔高得多。但他从未加入纳粹党，这倒象盖世太保
　　头子，后者也是没有加入纳粹党的党卫队队员。许德科普夫到达德国保安总局不久，就向舍伦贝格捉出了一连串完全合理但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组，下设许多小组；每月提供一篇关于英国政治局势的报告（报告前面要有详细内容介绍）；成立一个舍伦贝格工作班子。但是他很快就泄气了，不仅开始意识到多数特务的报告一钱不值，比较起来公开情报反倒有些价值，而且意识到在强烈的纳粹党派气氛中搞出来的情报毫无意义，于是他干脆埋头干他的小组的工作。
　　对另一个人物的选择典型地体现了所谓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使没有特权的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诚实可靠而得到晋升的机会，比德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欧根·施泰姆尔证明自己是六司中最能干、最有天赋的组长之一。他是农民的儿子，和赞德贝格尔一样，来自德国西南部。一九三二年，他二十岁，正在攻读德文和历史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他担任了他那所大学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后来又担任了整个省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有一天，他在斯图加特的一个广场上碰到一位纳粹官员，这位官员劝他加入一个刚成立的、很有前途的组织，他同意了，从此他开始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活动。事实证明施泰姆尔非常能干，党卫队保安处异常迅速地提拔他担任斯图加特站站长。这个站离法国和瑞士都比较近，它有一个对外情报小组，在战前那些年里，这样的小组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上级当时为他填写的鉴定，几乎成了后来填写类似鉴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非常坚定……施泰姆尔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他（在党卫队保安处中）建立了第一流的部门。关于敌人的各种问题，数他最了解，他还赢得了整个省，尤其是省长和老纳粹党员的尊重……希望尽快提拔他。”一九四一年，他没有到战地服役，而是奉命指挥一支党卫队特遣队，接着他返回斯图加特工作，然后再度前往俄国指挥一个行刑队。他在那儿表现出了“领导和管理的杰出才能”。一九四三年二月，听说他工作出色而又见过他的面的舍伦贝格，将他召回国，让他担任六司Ｂ组（西欧组）
　　组长，原来的组长由于舍伦贝格不满意而被撤换了。施泰姆尔很快就使他的上司感到满意。“他具有超出一般的智力，灵活的谈判才能，无瑕可击的风度。凭着良好的政治本能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活动能力，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解决秘密情报机构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能够解决收集情报的困难。”
　　他并非十全十美。舍伦贝格认为他过分直观，需要直接监督，还认为他有些盛气凌人。但他在舍伦贝格眼里是太好了，以致离规定的三十六岁的年龄还差两岁，他就被提升为党卫队上校。
　　由于调动、解职和死亡而造成的正常的人员空缺，有助于舍伦贝格将他自己的人充实到六司里面。ｃ组（俄国和近东组）组长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以后，舍伦贝格理所当然地任命了一位自己的人来接替他。类似的事件使六司的人员在将近六年战争期间大部分被更换，虽然基层的人事变动或许比组长一级的人事变动要大得多。舍伦贝格比较多地撤换了基层工作人员，组长们都是他的直接下级，撤换得较少。
　　这些组长都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全是党卫队校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他们是按照党卫队内部晋级规定提升到校级的。这些规定当然要求被提升的人“具备无可指责的品质，过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生活，”而且要在前线服役过。但是，规定说，由于德国保安总局成员都是可以缓役的必需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可以用完成党卫队特遣队的任务来代替服兵役。事实上，为了得到提升，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佩夫根、赞德贝格尔、施泰姆尔、阿尔贝特·拉普（六司ｃ组第二组长，脸瘦得象一把快刀），以及拉普的继任人卡尔·契尔施基。许多刽子手就这样地钻进了六司。只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情报，才能保证情报获得成功，然而纳粹党却依靠这些寡廉鲜耻的唯命是从之徒来获取这样的情报。
　　六司花名册上的工作人员，并不全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将德国和德占区划分成许多地区，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靠近敌人的那些地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有六司的代表。比如，在巴黎，六司的机构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六司Ｄ组二小组主管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活动，　自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小组，它有一个小组长，一个管理人事的副小组长、一个收集和编辑情报的主编、两个编辑、两个情报分析员及两名办事员，以及三名负责情报题目、情报人物和情报档案的办事员。
　　这些前哨站负责间谍的活动。战争中期，在柏林工作的四百至五百人，主要处理文件——阅读报告并对报告进行分析和注释，答复信件，研究报纸，审批资金，转达提供设备的请求，吸收人员。在前哨站的六司工作人员，大概和在柏林的人数相等，因此纳粹间谍机构总共有一千人。
　　柏林中心区和西南区的主要街道霍亨索伦河堤大街的拐角有一条贝克尔街，六司就单独设在这条街三十二号的一座四层现代派钢筋砖石建筑物内。　（党卫队保安处的其他机构　设在市中心威廉街一百零二和一百零三号，盖世太保机构设在威廉街拐角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八号。　）舍伦贝格在这里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办公桌里暗藏着两挺机枪，有谁胆敢莽撞暗杀他，就会当场被击毙。
　　他在这里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有时一连工作达二十小时之久。约斯特耕耘在先，他现在收获于后。他掌握着每天收到的大量情报，看来每份情报报告他都阅读过，然后把它提供给有关用户，并且附上一封说明信。有时候，他亲自将情报送给用户；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军事形势会议。他同组长们和各个小组的军官频繁地进行磋商。重要的间谍在德国的时候，他找他们谈话。他审批各种重要经费开支。他巡视六司的前哨站——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德国的一些城市，给它们打气。他豢养了一批自己的特务，以便牵制常设的特务网。他同外部的机构进行接触，以便改进六司的情报。他和德国新闻通讯社的一位负责人共进午餐。他请求空军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为他截收和破译某些密码电报。他访问奥斯陆，同第三帝国驻挪威总督会谈。他的一位下级认为他“耳听八方”。
　　不同机构和领导人员之间的内部斗争，花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表面上装得和卡纳里斯极为要好。他们一块儿骑马。两家互相往来。他们发誓在这些场合不谈本行的事情，可是没有做到，不过这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不向对方提供重要情况。两人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态度是不一样的。卡纳里斯象个父亲，牵挂着这个年纪比他小的人，极力劝他服用他自己经常服用的药片。舍伦贝格呢？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