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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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晌午，容格向六十五位审问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作简要介绍。他告诉他们晚间轰炸袭击的情况，他平均每天收到的一百封电传打字电报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告诉他们要问哪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空军总司令部、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部队的情报官提出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西线外国空军处告诉奥伯鲁泽尔，根据特务提供的报告，英国第八十五战斗机大队配置在沃什，已编入战术空军建制，配备有台风式、喷火式和野马式战斗机。需要通过审问战俘来证实这个情况。
简要介绍完毕，审问者分头同战俘谈话。多数战俘只审问一次，极其巧妙的刺探，往往先从所收集到的有关这位战俘及其中队的大量情报人手。审问者显然莫名其妙地熟悉战俘的个人情况，战俘感到惊讶，骤不及防地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比如他父母的姓名或者他家庭的地址属实。一旦他开口讲话，审问者首先只是让他证实已经知道的情况，然后逐渐地让他提供新的情况。于是战俘们常常觉得他们多讲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德国人反正已经知道了全部的情况。
他们很少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在这时候还提问题。这种办法是很巧妙的，在审问发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就反复使用这种办法，这种巧妙的办法解除了俘虏的疑虑，加上战俘觉得有人在问他问题，是有求于他，尤其是在单独禁闭了几天之后，同对方的一个了解情况的家伙聊一聊，是有乐趣的，所有这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于Ｇ——的报告有五页单行打字纸那么厚。这份报告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情况，简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受的训练和被派遣到欧洲的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编制，任务、无线电设备以及飞机的情况。报告还额外用了几段介绍Ｇ——对德国野战炮的评价（“在射击控制方面大大劣于美国的野战炮”），以及Ｇ——凑巧知道的他在得克萨斯老家附近的一座战俘营的情况。审问者不放过任何事情； “雏鸽’式飞机安装有600 型军用无线电台。
这个设备是用石英晶体控制的，有Ｂ、Ｃ、Ｄ三个频道。频率在四十至五十千赫之间。审问者说应当是四十至五十兆赫，这位战俘则坚持他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他是驾驶员，毕竟够不上无线电专家，不敢担保说的完全对。”
另有一次，审问者利用Ｇ——来证实他从一份文件中所作的推断： “根据这位战俘的交待，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有十架‘雏鸽’式飞机。尽管审问者根据缴获的炮兵观察员小册子的分发名单给了一个暗示， （根据分发名单，每个军只能得到十份，）这位战俘仍然坚持说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拥有上述型号的飞机十架。”这份报告油印以后，发给西线外军处，那里的一个读者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每师配备有十架雏鸽式飞机那句话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正确！”
许多其他报告同样非常详细。副排长威廉·Ｆ·Ｃ——交待了他那个空降师的战斗序列情报，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队的人数，以及他那个伞兵营的编制表。一份报告的摘录具体介绍了美国的炮兵观测飞机如何以动作来表示必须作出的射击修正（昂一次机头等于缩短射程一百码）。有一次，一位战俘解开了德国空军无法解开的一个奥秘。什么战斗机武器在非洲上空将德国飞机的装甲板打穿一英寸半的洞孔，为什么总是打穿一个洞孔？通过一次审问，方才知道英国皇家空军部分台风式战斗机安装有机翼固定机枪，但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重新装弹设备，每挺机枪只能射击一次。
空军过渡战俘营每天准备了一百份报告。它为空军作战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空军对它的工作看起来是满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亲自表扬了战俘营的指挥官。
西线外国空军科的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空军过渡战俘营审讯的价值：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法以及新式飞机和武器的使用，几乎完全是通过审问战俘而了解到的。这种了解在德军的作战活动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虑。它增加了我们在防守上获得成功的机会， 节省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彻底的审问可为空军提供有关调动和集结变化的可靠情报， 有了这种情报，就可以对敌军在改变主要突击点和攻击准备这两个方面的意图得出结论，根据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对敌军的判断，最高方面就可为全军领导集团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空军过渡战俘营作为空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获得了十分显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但是，伴随着成功的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反常现象。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往的战俘和文件的多寡。过往战俘的数目，从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后在一九四四年达到二万九千人。这一年的战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审问。同样，审问者的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约六十五人。对于空军来说，战争已经转移到德国领空。只有当盟军的轰炸机对德国摧毁得越多的时候，空军过渡战俘营才能提供较好的情报。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形势同前线的审问结果明显不同。较好的情报不是在战争的后期而是在战争的初期获得的，因为在战争初期，前进的德军俘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逃兵。审问者不是依靠煞费苦心的花招来瓦解俘虏的抗拒，而是依靠一种更为厉害得多的溶剂：怕死。由此获得的情报很少具有广泛的、长远的或背景性的价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战术情况之中。逃兵伊万·科茨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个朋友离开了他们的哨所，向德军投诚。党卫队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接待并讯问了他们。他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属于二九六步兵团四连。科茨乔夫讲得比较详细。他说他一直驻扎在纳粹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前方哨所里。三营营长科恩少校派出了一个巡逻队，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哨所，证实了科茨乔夫的话。第二天上午，科恩把这两个俄国人带到前线，观察俄军前方哨所的情形。然后他组织了一个战斗巡逻队去摧毁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根据科茨乔夫的交待，辅以自己的观察，向战斗巡逻队讲清了这些哨所的兵力，接近它们的最好路线，以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办法。战斗巡逻队晚上十一点出发，科茨乔夫随队而行。
他们身着风雪大衣，默默地前进，穿过两个星期以前被击毁的俄国坦克，在茂盛的灌木丛中行进了半英里，找到了俄国人走出的小路。他们割断了一段电线，抄到哨所的背后。十一点五十分，一座俄国机枪哨所问他们的口令，科茨乔夫和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兵用俄语回答： “巡逻队！”机枪手们不再作声。德国兵用刺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没有遇到抵抗。但是在通过后来的三座掩体时，发生了短时间的交火。德国兵迅速战胜了骤不及防的俄国人，打死了十个，俘虏了六个。他们缴获了武器和文件，炸毁了掩体，然后返回，人员装备无一损失。
这个插曲说明了俘虏和逃兵提供的情报的主要特点：非常具体详细，但极其狭窄。多数俘虏鼠目寸光。整个部队的调动，上级指挥官的计划，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部队单位，他们的阵地，他们的指挥官，他们的作战经验，他们的武器，他们通往前方的路线，他们在和平时期的职业和工厂，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全是同样重要的紧急军情。因此，德国军队——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是在各级部队分别审问战俘的，每一级榨取对它那一级有价值的情报。
在战争期间，随着德国人认识到或者重新认识到迅速审问战俘的重要性，随着可以得到更多的翻译，审问工作一直向下扩展，直到接近于战场。战前的规定，以及进攻俄国之前的那些规定，预料主要的审问工作将在集团军司令部一级进行。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它们才拥有真正合格的翻译。师一级的翻译，虽然具备语言能力，但缺乏军事知识。波兰战役后举办的三个月的训练班纠正了这个缺陷。到了俄国战役的时候，事实证明师司令部的审问产生了最有用的效果。这大概主要由于审问与俘虏被俘之间的时间间隔更短，其次是由于到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翻译力量，而且有情报官的指导。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审问是在师一级进行的。师以下各级指挥部更接近于战场，在战争初期，它们通常太忙而顾不上审问战俘。即使它们有时间，审问也很仓卒草率，由团部，营部或连部随便哪一个懂点俄语的人应付了事。但是，当一九四一年征服了大片领土，提供了更多的翻译，前线稳定战事减少了之后，德国人把不太合格的翻译分配给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而且常常往那里派遣一位副官或特种任务执行官，收缴文件、指导审问和分析审问结果。同师一级的审问比较起来，这些审问的次数是有限的，但从战俘被俘到受审问的时间间隔却要短得多。
如此强调迅速审问战俘，是因为担惊受怕将使战俘开口讲话，而一位俘虏被俘后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心就会越来越少。当他被俘的时候，他最害怕不过了。一想到他可能当场被刺刀刺死，就觉得不寒而栗。片刻之后，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才还想杀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动不动就推他、戳他。这时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他们现在要拿我怎么办？”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这些敌人几分钟以前拿枪威胁，将他从睡梦中猛然推了起来，或者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或者开着庞大的装甲车碾过他的战壕，或者用步枪和机枪向他开火。如果他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干出他们刚才错过了机会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他离开了炮火纷飞、硝烟滚滚的战场，来到比较安静的司令部，他毕竟还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头，有了这种信心，赶快交待以图保全性命的强迫念头就会慢慢消沉。
迅速审问还有其他好处。好处之一是这样得来的情报有用途——只有及时的审问才能使俘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俘虏刚刚被擒，惊魂未定，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亲友和他天各一方——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他离前线很近，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在意大利战区，情报官认为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东线，战俘提供的情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一场战斗打下来，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当前方静寂，没有战斗的时候，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 俘虏被抓的时候，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