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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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孝廉的政治利益，至为明显，而且立刻见效，所以不久就流弊丛生，从左雄的改革要点，可看出流弊所在，从此之后，「孝廉」虽由地方政府推荐保举，但到了中央后，却要经过考试。
于是，考试在文官制度中，开始显示功能，逐渐形成制度，而终于演变出「科举」──纯考试，作为小民擢升到政府官员的唯一管道，影响深而且远。
捶击大臣
农林部长（大司农）刘据，因业务过失，受到谴责，东汉帝（八任顺帝）刘保召唤他到宫廷秘书署（尚书），大声呼喝他快点走，接着用棍棒殴打。左雄上书说：「部长（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三公：宰相、最高监察长、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大臣行列中，行为有玉石般的雪白高洁，举止有学校的礼仪教养。孝明皇帝（东汉二任帝刘阳）才开始对高级官员扑击，不是古代典范。」
刘保采纳，从此，对部长才不再殴打。么刘据的遭遇，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刘阳殴打官员，还是亲手殴打，而刘据则显然在宫廷秘书署，受到捶击。文言文往往没有主词，或主词不明，需要猜测。所以，殴打刘据，可能是刘保亲自动手，也可能只是宫廷秘书署的官员动手。不管谁动手，都足以证明，身为中央政府部长级高级官员，在君王眼中，不过一条猪狗而已。高兴的时候，把这些人弄到座位上，表演礼贤下士，或赏赐几文金钱，展示恩重如山，这些人就感激得浑身酥软，认为知识份子真是尊贵，对主子非杀身以报不可；不高兴的时候，则把这些人敲敲打打，而敲敲打打还是最轻微的。事实上当庭臭揍，并没有如史书上说的到此为止，不但没有到此为止，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而更为残忍。明王朝的「廷杖」，更是集人类羞辱之大成。中国人权不但没有保障，连残余的一点人性尊严，也全被摧毁。
这是制度问题，只能靠制度的改善，不能靠有权大爷的慈悲。
象林事件
象林（越南共和国维川县）蛮族酋长区怜掀起的变乱扩大。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贾昌，跟交趾州（广东省、广西省及越南共和国北部）政府、各郡郡政府，合力讨伐，不能取胜，反而被区怜包围一年有余。援军和粮秣，都无以为继。东汉帝（八任顺帝）刘保（本年二十四岁）召集三公、部长、文武官员，以及四府幕僚（最高统帅部「大将军府」幕僚二十九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太尉府」
幕僚二十四人，宰相府「司徒府」幕僚三十一人，最高监察署「司空府」幕僚二十九人），共同研究对策；大家都主张派出大将，征调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
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四州民
兵增援。
最高统帅部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李固反对，四府完全同意李固意见，即行任命祝良当九真郡郡长、张乔当交趾州州长（刺史）。张乔到任后，开诚布公，宣慰诱导，蛮族部落，有的投降，有的解散。祝良到九真郡（越南共和国清化市）
之后，单独乘车，直入蛮族叛军大营，应用谋略，展示政府的威望和信誉，蛮族叛军投降的有数万人，并给祝良兴筑郡政府官舍。五岭外地区，秩序全部恢复。
大多数的叛乱，都是官逼民反，在此又多一证明。暴官暴政之下，人民忍无可忍之时，只好用钢刀反击。一旦有一个清廉的或多少有点爱心的官员出现，小民便感激涕零，争先归附。西羌、南蛮，全不例外。
在专制封建制度下，小民的欲望，是何等低微，又是何等容易满足！偏偏，连这也得不到。御用史学家笔下中国人的历史，根本是一部奴役史；他们以帮凶的身份，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一味斥责「刁民」，历史真相，遂一直被隐瞒、被歪曲。
西羌为什么「叛」？
一四一年，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政府奏事秘书（上计掾）
皇甫规，上书中央说：「羌人所以叛变，不是突发事件，全都因为边防将领，不懂安抚治理之道，反而前后相承，以暴虐羌人为天经地义，只贪图小利，终招致大害。偶尔有场小胜，虚报杀伤人数；一旦战败，隐藏掩饰，闭口不言。战士辛劳怨苦，被奸猾的官员压制，前进时不能痛快杀敌立功，后退时不能得到温饱保命。活活饿死在水沟之旁、山谷之内，骨骸堆在荒野，任凭风吹日晒雨打；人民只看到皇家武装部队出塞御敌，却看不到他们战胜回乡。而西羌那些酋长，哭尽眼泪，继而泣血，惊恐惧怕，担心爆发变化，是以不能保持长久平安。而一旦起兵，就要经年累月，使我扼腕捶胸，无限悲叹。请求在两营（扶风「雍营」及京兆「虎牙营」）和两郡（安定郡及陇西郡）民兵，担任留守或暂时没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中，拨付我五千人，由我跟随赵冲互相呼应，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羌人地区的地理形势，我素来熟悉，军事行动，我也富有经验；用不着上级颁发印信，也用不着颁发一尺一寸绸缎的赏赐，幸运的话可以铲除祸患，最糟也可以鼓励羌人投降。如果说我年纪轻而官位又低，不能信任，可是那些战败的将领，并不是官爵不高、年纪不老。臣，以万分至诚，冒着死刑的危险，向陛下陈情。」
东汉帝（八任顺帝）刘保不理。
东汉王朝时代，历史上只记载西羌不断叛变，不记载激起叛变的原因，皇甫规在正式公文书上全部道出，仍是古老的病毒：暴政如虎，官逼民反。
李固举例错误
一四五年，东汉王朝（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九任冲帝）刘炳，在玉堂前殿逝世（年仅三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李固向最高统帅（大将军）梁冀建议：「现在物色继位皇帝，应该选择年纪大而有品德，能够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的人，请将军仔细考虑大计，想到周勃当初拥护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霍光当初拥护宣帝（西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切勿效法邓家班和阎家班拥护幼弱（周勃事参考前一八○年，霍光事参考前七四年，邓家班事参考一○五、一○六年，阎家班事参考一二五年）。」梁冀不听。
李固建议梁冀效法周勃、霍光，有点异想天开。不提周勃、霍光，梁冀倒还罢了，还可能拥戴一位长君，一提周勃、霍光，恰好是当头棒喝，天下最大的傻瓜，都不会效法周勃、霍光。周勃的下场是被投入监狱，霍光的下场是全族屠灭，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留下。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专制政治内在病毒孕育出来的死结。
二钟
李膺曾问钟瑾说：「孟轲认为，没有是非之心，简直不是人，你对黑白似乎不太分明？」钟瑾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安慰说：「李膺的祖父、老爹，都是高官，家族鼎盛，所以不在乎什么。从前，国佐总是攻击别人，终于招来报复（春秋时代，齐国国务官国佐，晋见周政府国务官单朝，事后，单朝评论说：「在混乱的政治之下，纵情任性，毫无保留的攻击别人的过失，将结下怨仇。」
不久，齐国诛杀国佐）。现在是什么时代？如果希望保全你的身家性命，你的办法是最高贵的办法。」
传统文化中最卑劣的一部份──明哲保身，不断受到鼓励和赞扬；认为是非可以不分，黑白可以不明，活命才是第一。史学家给钟皓、钟瑾二位先生的评价，使人觉得懦夫成了高贵人物，不但心安理得，反而受到圣人赞美，享盛名于千古。
一个人如果坚持分辨是非黑白，不但没有人敬佩，反而惹人哄堂大笑，笑他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
我们绝不拿别人的手指去捅蛇窝，吆喝别人：「上呀，上呀！」也绝不要求别人：「死呀，死呀！」我们对在权势下低头的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而我们对敢说敢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深深了解那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从心底深处，生出钦敬膜拜。希望中华人的尊严，就从现代这一代的中华人心头，开始苏醒。我们是一个能分辨是非，能分辨黑白的人类；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不分辨黑白，而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蟑螂。
崔寔
一五一年，京师（首都洛阳）地震。东汉帝（十一任桓帝）刘志，命文武官员，推荐「独行」人才（独行的意义是特立独行，有高尚的情操志节，坚守立场，不随世俗浮沉）。涿郡（河北省涿州市）郡政府推荐崔寔，崔寔评论世事，写了一篇文章，名政论，内容说：「救国救民的方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扶正；根据具体事实，决定所用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这个世界，臻于和平安全之境。所以圣人一旦当权，就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厘定制度。因步骤有差异，理论和实践也跟着有差异。不强迫别人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不会为了一个遥远空洞的理想，去推动不切实际的措施。庸俗的知识份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所以，提出意见的臣僚，即令君王重视，也终于被这种顽劣之辈在背后掣肘。为什么如此？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根本就不乐意看到大事完成，何况在大事还没有开始时就要他同意！结果大家一致要求：还是遵照旧有法令规章，千万不要变革。即令见识通达的人，也往往看不得别人的贡献和功业；懊恼那么好的策略，怎么没有由我想出？于是妒火中烧，提笔写文章，满纸义正词严，目的只在破坏对方形象。结果，真知灼见的先知，寡不敌众，被摒弃在一旁。这就是使贤能智慧的言论，受到压制，不能伸展的原因。
「拥有政权的君王，不可能全有最高的品德。所以，执法用严厉的手段，则国家安定，一旦宽纵，国家必然混乱。怎么证明？试看孝宣皇帝（西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了解君王的责任，认识政治的真谛，使用严刑峻法，使奸邪恶之辈，心胆俱裂，全国一片升平，天下人心安定。总结他的政绩，高于孝文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等到元帝（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姡В┑羌姓某叨确趴恚退沙冢娜ㄍ级槁洌骱和醭拿鹜龃蠡觯谒种械煜禄 Ｑ峡淼牡檬В纱丝梢悦鞅妗�
「从前，孔丘作春秋，褒扬姜小白，夸奖姬申生，赞叹管仲。孔丘岂有不崇拜姬昌、姬发的道理？只是为了拯救眼前灾难，必须面对现实。圣人能掌握世界的动向，僵固份子却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高帝（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平城的包围（参考前二○○年）。
「而今，继承历代君王遗留下的病态，正逢艰苦的时局，几代以来，犯法的人，多受到宽恕。于是，马车夫掉了缰绳，马匹抛弃了口勒，驾车的四匹马，横冲直撞，而道路又危险四伏，正应该急剧的勒马刹车拯救，怎么还能銮鸣和应，富有节奏，从容不迫的前进？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虽然废除肉刑，但是应砍掉右趾的，改处死刑。他是用严刑峻法使天下太平，不是用宽厚手段。」
崔寔这篇弘观批判文章，把天下混乱的责任，归罪于刑法太轻。因而认为，如果采取重刑主义，世界就会太平。这种奇异的论据使人吃惊，因为那根本不是病源。冒犯了一只白兔，就诛杀十余人，这刑罚还轻？士孙奋娘亲被控偷窃，竟兄弟拷死，家产没收，这刑罚还轻？我们不认为崔寔糊涂，只认为他一时没有探索到问题核心。问题症结不是刑罚的轻重，而是刑罚的公平不公平。刑罚不公平情形下，要求重刑，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命运更为悲惨。而刑罚的公平性，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如果谈千秋法则，则涉及专制封建制度。如果谈眼前困境，则罪恶在梁冀一人之身，他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老爷，都可说杀就杀，谁还有能力判他的罪、处他的刑？而只有他判别人罪、处别人刑的份。
这方面的议论，有点隔靴抓痒。然而，崔寔对反对改革的顽劣份子，所施的无情攻击，却十分凌厉。我如果是司马光，我就绝不把这篇文章，采集在通监之中，用它猛掴自己耳光。试看崔寔的指摘：「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