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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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成也全部自动招认。邓绥感到怀疑，认为吉成是刘肇的侍女，邓绥对她不但宽厚，而且有恩，平常从没有发过怨言，何至在刘肇死了之后，施用巫蛊诅咒手段，不合人之常情。于是，把吉成叫到跟前，亲自询问考查，果然查出是吉成的侍婢们干的勾当。
吉成的罪行，铁案如山，已无可救。有人证：吉成的侍婢志（姓不详）等，众口一词，指控吉成犯下滔天大罪。有物证：就在地下掘出刻着皇太后邓绥姓名及生辰八字的木偶（心窝可能还插着铁针或铁钉）。而凶嫌吉成，既自动招认，又坦承不讳。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吉成的罪行，而邓绥怀疑。邓绥根据人性推测，当吉成得宠时候，对皇后尚且没有怨言，却在靠山倒下之后，冒犯皇太后，她追求的是什么？刘肇在时，把皇后咒死，她还有当皇后的可能；刘肇死后，把皇太后咒死，她岂能坐上皇太后宝座？
吉成面对人证物证，她只有承认，不承认只会换来苦刑拷打──甚至，她已经被苦刑拷打。她是天下最幸运的被告之一，得遇邓绥；如果不是邓绥，吉成跟她的家族，将有多少人伏尸法场！
任尚
西域（新疆省及中亚东部）总督（都护）段禧等，虽然保有龟兹（新疆省库车县），可是，其他各国仍然抵制。困守一个据点，跟中国本土的道路，完全断绝，连一份奏章报告，都无法送出。东汉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认为西域远在天边，又不断叛变，武装开垦荒田，费用支出，没有尽头，国家无力负担。决定撤销西域总督，派骑兵总监（骑都尉）王弘，率领关中（陕西省中部）部队，迎接段禧、梁情、赵博，跟伊吾卢（新疆省哈密市）、柳中（新疆省邻善县西南鲁克沁城）
屯田的战士，全部撤退回国。谨自七三年东汉政府收回西域，历时仅三十五年，到本年（一○七）再次全部丧失。五百年后的七世纪，中国再返西域时，西域已是另一个面目。
任尚在班超手中接到的是一个和睦的、依赖中国如幼童依赖父母的西域，数年功夫，便把全境搞得一片混乱，使各国联合起来武装反击。史书没有交代原因何在，但可以推断：贪污、暴虐、侮辱。我们不认为各国是在叛变，而认为各国是在抗暴。一个失职的驻外官员，往往是谋杀两国邦交的凶手；任尚，便是一例。
邓绥再雪冤狱
皇太后邓绥巡察监狱，亲自审问囚犯。其中一个洛阳县（首都所在县）政府寄押的囚犯，并没有杀人，苦刑拷打下，只好自诬，坦承不讳杀人。遍体鳞伤，骨瘦如柴，在竹床上，想向皇太后呼冤，可是恐惧身旁的审问官报复，不敢开口。就在被押下去之时，想到机会就要消失，忍不住抬起头，想要申诉。邓绥有点察觉，命再押解回来。盘问之下，得到全部真相。邓绥下令逮捕洛阳县长，投入监狱，判处他应得的罪。邓绥御驾还没有回到皇宫，上天及时降下大雨。
每一个被诬陷的囚犯，都希望遇到邓绥女士，然而，被诬陷的囚犯千千万万，而五千年历史，只出现邓绥一人，是这位洛阳囚犯之幸，也是千千万万其他囚犯的不幸。
西方有句俗话说：「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娘亲。」我们藉这句俗话说出我们的心声：「邓绥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我们盼望有一个独立的法庭和一个公正的审判。」这个愿望实现时，降落到人间的，不仅是及时雨，将是永久的祥和、平安。
韩琮
中国人韩琮，跟随南匈奴汗国（王庭设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万氏尸逐鞭单于（三十三任）栾提檀，到首都洛阳朝见；回国后，向栾提檀建议说：「关东（函谷关以东）大雨成灾，人民眼看都要饿死，正是翻身之日，可以发动攻击。」
栾提檀相信他的判断，遂起兵叛变。堤对其他蛮族而言，中国不是一个信义之邦。
但是，待南匈奴汗国不薄，当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穷途末路时，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匈奴压得粉碎，中国并没有那么做，反而引进塞内，派军协防（参考前五一年）。试看袁安的奏章，中国对南匈奴的经济援助，每年高达一亿九千余万，这都是中国人民的汗和中国人民的泪──并不是中国富足得多出这么多钱，而是剜肉般剜出这么多钱。然而，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一旦发现中国衰弱，立即翻脸。
翻脸无可厚非，中国不能盼望永远保持宗主国地位，匈奴也没有理由永远屈居下风。国与国之间，本来如此，在国力强大时，呐喊「道义」，不过一项动人的号召；国力衰弱时，呐喊「道义」，徒惹人哑然失笑。所以我们绝不抱怨南匈奴翻脸，但南匈奴翻脸之速，出手之狠，立即反噬，屠杀中国人民，这便是中山狼心肠。南匈奴满可拔营而去，北返故地，也满可以从此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
而竟采取这种卑劣手段，不知道怎么下得了手？一个民族品质低落到如此地步，不但使人愤怒，也使人扼腕。匈奴终于不能复兴，可在这上面看出原因。
韩琮身为中国人，竟然无缘无故教唆外国人和外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攻击，对自己的同胞杀戮，为了什么？只不过为了想从外国人那里，分得一点荣华富贵而已，他是资治通监上出现的第一个最卑鄙、最无耻，也最精彩的汉奸。
若说南匈奴是没有文化的蛮族，韩琮却是中华人血统。后来，当南匈奴再度降服之日，史书没有记载韩琮的下场，十分遗憾。宽恕是一种美德，但对韩琮这种出卖国家人民的虫仔，我们永不宽恕。
张伯路
一○九年，海盗张伯路等，攻击沿海九郡，斩杀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东汉政府派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巴郡（四川省重庆市）人庞雄督导州郡民兵讨伐，张伯路等投降。然而，不久又叛变入海屯聚。
张伯路为什么起兵？在什么地方起兵？攻击的九郡是哪九郡？又在何处投降？
稍后他一连串的再叛、再战，根据地又在哪里？我们全不知道，以及最后消灭，都好像在空中腾云驾雾，只见人来人往，不见脚下舞台。古代史学家缺少地理知识，观念模糊，使传统史学书籍，读起来十分困难。
虞诩
一一○年，西羌民变日益扩大，最高统帅（大将军）邓骘，主张放弃凉州（甘肃省）宫庭禁卫官（郎中）虞诩（音xu「许」）坚决反对，邓骘把虞诩恨入骨髓。这时，朝歌（河南省淇县）变民首领宁季等，攻杀县长等以下官员；一连数年，州郡政府，都无法镇压。邓骘遂任命虞诩当朝歌县长。这是一个明显的阴谋，朋友故旧们都为他担心。虞诩到任之后，制定三等标准，招募勇士；下令县政府官员，每人就所知道的，推荐保举：杀人放火，抢过东西的，属上等；伤人打架，偷过东西的，属中等；无业游民，不事生产的，属下等，共集结一百余人。虞诩摆下酒席大宴招待，赦免他们全部罪行。派他们加入变民集团，引诱抢劫，然后秘密通知县政府，埋伏等待，先后斩杀数百人。虞诩又派会缝纫的穷人，投奔变民集团，为变民缝制衣服，暗中把特定的彩线，缝到变民的衣服上，等他们到城乡窥探或有所行动时，都被逮捕。变民惊骇恐惧，四散逃走，认为神灵跟他们作对，朝歌县遂恢复秩序。
人生充满了艰难，乱世时更危机四伏。为非作歹，当然有为非作歹的回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善的工价，也不见得就是坦途。千年万世的中华人都应感谢虞诩，因他的一番分析，得以保持今日已成为中国心脏地带的河西走廊，他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知灼见，更有别人所没有的道德勇气，跟当时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对抗，也就是，他有胆量跟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唱反调」。
虞诩对邓骘设下陷阱的反应，态度是挑战性的。他没有诟骂邓家班王八蛋，没有诋毁邓老太婆「妇人与小人最难养也」，没有怪罪皇帝是吃闲饭的，也没有抱怨张禹毫无担当，不保护他这个贤才，也没有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更没有向邓骘表态，改行投靠。他所做的是立即挑起重担，不靠运气，不靠对手慈悲，而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盘根错节，不但不能绊倒他，反而更发挥他的能力。
虞诩是一代人杰，为我们立下可敬的尊严榜样。
中华人的懦弱
一一一年，西羌民变军锐不可当，沿边各郡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都是内地各郡人士，没有用生命保护本土的意愿，只争着把郡政府迁移到安全地带，逃避灾难，又下令郡民一同迁移。郡民眷恋乡土，不愿追随。郡政府遂派出军队，把田中庄稼，全部铲平，撤除人民房屋家宅，把军营、城墙，全夷成平地，焚烧所有存粮。当时，连年不断旱灾、蝗灾，大饥馑已成，加上郡政府驱逐抢夺，人民流离分散，沿途死亡。或者把老人幼童，遗弃道旁，或沦落成别人的奴仆、婢女、小老婆；一半人丧生。
短短一段叙述，为可怜的中华人，绘出画像。当大难临头时，政府不但没有力量保护人民，反而率先逃亡，不但率先逃亡，还要人民跟着逃亡。人民愿意当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蛮族」管辖下，自生自灭都不可得。房子被拆，城堡被毁，连一点存粮都要焚烧。他们如果落到仇敌匪徒之手，遭遇也不过如此，好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好一群「人民父母」的君王。中华人受到这种暴行，宁愿死在路上，都不反抗，实在是中华人的羞辱。
中华人太善良了，善良到成为懦夫。而懦夫，正是暴政的帮凶。
尹就
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尹就，被控不能保卫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免于羌难，召还京师（首都洛阳），定罪。命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州长（刺史）
张乔，接管他的军队，引诱羌军投降，羌军开始瓦解。
尹就虽然畏敌如虎，可是对他应该保护的小民，却威不可当。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惨绝人寰，以致小民哀号：「匪徒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这种声音使我们酸鼻。「宁愿碰到赤眉，不愿碰到太师。太师（王匡）还算温和，更始（廉丹）却要杀我！」（参考二二年）而就在二十世纪，河南省民众，也发出同样呻吟：「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汤恩伯驻扎！」。
中国人面对的最大痛苦是，保护人民的官员，有时候比屠杀人民的匪徒，还要凶暴。不同的是，对匪徒，人民可以反抗；对官员，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
尹就不是孤立的，「家家酿私酒，不犯是高手」。尹就如果打了胜仗，就跟吴汉一样，千万令人发指的暴行，还不是被摇尾系统掩盖得天衣无缝？尹就早已成为过去，但他的禽兽精神，仍不断在后代暴官酷吏身上复活。中国人如果再不能珍惜自己和珍惜别人的生命尊严，我们就被命运注定，在暴虐、屈辱，和折磨中轮回。
杜根
皇太后邓绥主持政府时，初级禁卫官（郎中）杜根，跟另外一位初级禁卫官，同时上书，要求：「皇帝年龄渐长，应该亲自处理事务。」邓绥大怒，就在金銮宝殿上，下令把二人装入白绢做的巨袋中，当场扑杀。扑杀之后，抛弃到城外荒郊。另外那一位初级禁卫官已死，而杜根却悠悠苏醒。邓绥还派人察看是否果真断气，杜根不得不诈死，以致眼中都长出虫蛆，不敢拂去。后来逃亡，逃到宜城（湖北省宜城县）山中，在一家酒铺当堂倌，长达十五年之久。平原（首府平原）
封国政府小职员成翊世，也因建议皇太后邓绥归还政权，被判罪刑。皇太后邓绥逝世后，东汉帝（六任安帝）刘祜正式接管政府，征召二人前往宫门接待署（公车）报到，任命杜根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成翊世当宫廷秘书署助理（尚书郎）。
有人询问杜根说：「当初，你受到迫害时，天下人都尊敬你。而且，你的亲戚朋友又那么多，何至一个人逃至深山，困苦到那种地步？」杜根说：「我如果逃到普通民家，而不是荒村僻壤，万一碰到熟人，行迹败露，会给亲友带来灾祸，所以不肯这么做。」
无论政治迫害或刑案通缉，在重点逮捕之下，一般逃亡客往往投奔亲友，认为他们会给予掩护，结局总是悲剧。一是，人性共安乐易，共患难不易，当你高车驷马前往拜访时，亲友可能发动全城欢迎，但重案压身，情形就不相同，他们一旦改变心肠，你就自投罗网。二是，亲友本身就是一项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