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二)-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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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手握大权，纵是华盛顿先生，都会成为昏主暴君，何况沮渠蒙逊之类，本来就是一个匪徒。
檀道济
南宋帝国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州长檀道济，享有威名，左右心腹将领都身经百战，儿子们又有才能。中央对这位元老大臣，怀疑畏惧。
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一直患病，领军将军刘湛、游说宰相（司徒）刘义康，认为：「皇上一旦逝世，就没有人可控制檀道济。」正巧刘义隆病情转重，刘义康报告老哥，遂征召檀道济前来京师（首都建康）。檀道济的妻子向女士对丈夫说：「拥有当世所有人的大功，自古以来，都会受到猜忌。国内外并没有什么大事，却教你入朝，大祸一定临头。」檀道济既到京师，逗留一个多月，刘义隆病势稍轻，打算仍命檀道济返回任所。檀道济已到了长江码头，而且下船，只不过还没有出发，而刘义隆病情却忽然转重。刘义康遂假传圣旨，命檀道济回城，参加为他举办的盛大饯别宴会。檀道济遵命回城，遂被逮捕。刘义隆下诏说：「檀道济暗中变卖他的财产，招募地痞流氓，趁我卧病在床，阴谋叛变。」连同檀道济的儿子十一人，一并诛杀，仅只饶恕年幼的孙儿辈不死。
本年（四三六），资治通监写到第五世纪，史蹟历历，至少已证明一件事：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下，任何一个爬到高位的野心家，无不想把帝王挤下宝座，而由自己的屁股去坐，为了防备旧帝王死灰复燃，还要用残忍的手段斩草除根。坐在宝座上的帝王，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爬到高位上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现实权力，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消耗帝王精力最多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一些爬到高位上的野心家。爬到高位的家伙，也特别用不揽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屁股从不发痒，希望帝王宽心，不下毒手，这就是明哲保身哲学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帝王屁股底下坐的，并不是一个宝座，而是一颗定时炸弹（「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所以他也是世界上危机意识最敏锐的人，恐惧之情，已到歇斯底里程度。结果产生两种奇异的反应，一是鼓励贪污，刘裕对王镇恶之所以容忍（参考四一七年九月），由此。另一则是制造冤狱，刘义隆之诬杀檀道济，由此。
贪赃枉法
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拔焘，因地方官员多贪污不堪。四三七年下诏：准许官民检举郡长、县长贪赃枉法的行为。于是，狡狯的官吏和人民，专找郡长、县长的过失，勒索要挟，遂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地方官员反而降低身份，和颜悦色的跟他们结交，继续贪赃枉法。
严刑峻法只是惩治贪污的一种手段，如果当作惩治贪污的唯一手段，结果就跟北魏帝国的吏治一样，反而使贪污更为严重。明王朝初期，对贪污官员处剥皮酷刑，结果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的官员贪污最烈。
往深处探讨，北魏帝国官员，如果不贪污，简直就没有天理，因为他们全都没有俸禄。耶稣曾告诉门徒，传道的人有接受俸禄的权利，偏偏北魏帝国认为官员既可以没有俸禄，而又必须不贪污。北魏帝国和明王朝，民变发生的次数最多，场面也最大（北魏帝国是无待遇政策，明王朝是低待遇政策）。他们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最后，马儿变成怪兽，不但吃草，连皇帝都吃下肚。
只治枝节，不治根源，越治越糟。
尹太后
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三任王沮渠牧，娶西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一任王（武昭王）李晷的女儿为妻。四三七年，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三任帝（太武帝）拓拔焘，把妹妹武威公主，强行嫁给沮渠牧，李后只好退位。此时，西凉已亡，李后随娘亲尹女士，迁居酒泉（甘肃省酒泉市），不久，逝世。尹女士抚摸女儿尸体，不哭一声，只说：「你国破家亡，今天才死，死的太晚！」又不久，尹女士秘密逃向尹吾（新疆省哈密市），投奔孙儿。酒泉郡长派骑兵追赶，尹女士对追兵说：「郡长曾允许我回北方，为什么还要追赶？你们可以拿我的人头报命，我却不能回去。」追兵不敢逼迫，退回，尹女士死在尹吾。
尹女士身历各种哀伤：丈夫病死，儿子战死，女儿被遗弃死；王国覆亡，家庭粉碎，骨肉流散，从太后高峰跌下来，跌成一个无依无靠的软禁囚犯。这是一场悲剧，在大分裂时代中，比这更惨的悲剧，固然很多。然而，不同的是，她不哭一声，不掉一滴眼泪，内心有一种强韧的刚烈，不向恶势力（包括死亡）屈服，她倔强的接受挑战，给人生留下一段悲凉故事。
冯弘
四三六年，北燕帝国（首都龙和「辽宁省朝阳市」）末任天王冯弘被高句丽王国派军迎接到辽东（辽宁省辽阳市），高句丽王（二十任长寿王）高琏，派使节慰劳说：「龙城王冯先生，光临敝国郊野，人马想都疲劳！」冯弘对这种把自己当作宾客，甚至当作部属，而不当作主子的态度，既惭愧又愤怒。但仍以天王身份，下诏斥责高琏，高琏不能忍受，派军强行夺走冯弘身旁的美丽侍女，又拘捕太子冯王仁，充当人质。四三八年，冯弘派使节到南宋帝国，请求出兵迎接，高琏遂诛杀冯弘和他的子孙十余人。
冯弘的行动，使人想起田地（参考前二八四年），简直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烂货：「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忘了自己是谁！而这世界上忘了自己是谁的人，触目皆是，所以，闹剧、丑剧、悲剧，才一出又一出的演出。
四学
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在首都建康（南京市）鸡笼山，兴建学校，分别请教师讲授史学，玄学、文学、儒学，称为「四学」。
司马光曰：「易经说：「当一个君子，要多了解前人的言行，使自己的品德增加。」孔丘说：「语文，求它能够表达。」这就可以看出：史学是儒学的一部份，文学是儒学中的小事。至于老子、庄子──玄学，则崇尚虚无，根本就不可以用作教材。求学就是追求真理，天下没有第二个真理，怎么会有「四学」！」
司马光「可以看出」的结论，我们却实在「看不出」怎么会有那种结论，他所引用易经和孔丘的话，更跟他「可以看出」的结论无关。可是司马光却硬生生推出那种结论。意识形态一旦坚硬如铁，就会把所有的幻境当作磐石，在上面猛盖亭台楼阁。
五胡乱华时代
四三九年，北魏帝国西征大军攻陷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北凉亡。历时一百三十六年的五胡乱华时代结束。历时一百五十一年的南北朝时代开始。
北凉王国灭亡，北中国统一，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结束。一百三十六年中，几乎一支军队就能建立一个帝国。蓦然间，一批人马集结在一起，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自称圣君贤相，而称别人是盗匪贼寇。还没有等别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它已风消云散；圣君贤相霎时变成了盗匪贼寇，下跪的下跪，砍头的砍头。结局是：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羌民族也几乎全部灭绝。只鲜卑民族，仍保持一个北魏帝国，等到下世纪（六）末，这一支才完全华化。从此，中国本土再没有发生过少数民族问题。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流亡客的南迁，使人口稀少的南中国──长江以南，得到充实，逐渐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二百年后的七世纪的唐王朝，能有那么强大的扩张力量，就靠富庶江南的支援。
刘湛
南宋帝国中央军事总监（领军将军）刘湛，打算利用宰相刘义康的力量，倾覆对自己有恩，后来却所深恨的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殷景仁，又盼望南宋帝刘义隆死后，由刘义康继位。四四○年，流血大整肃爆发，刘义隆下令逮捕老弟刘义康，并诛杀刘湛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刘湛的党羽刘斌等八人。
刘湛是官场中一个高竿人物：典型的忘恩负义、典型的摇尾拍马、典型的嗜
血鲨鱼。形式上，他对彭城王刘义康忠心耿耿，甚至主动的设计把刘义康推上宝座。实际上，那是一种狼性的忠，他不过把刘义康当作一根烧火棍，东挥西舞，南打北砸，替自己报仇雪恨、铲除前途路上的潜在敌人而已。天下本无事，是自以为聪明的蠢才，搞出来灾难。
刘湛之类的人越多，社会越乱。一个当领袖的人，在干部群中分辨谁是刘湛，应是第一要务。如果看不清、认不明，他就要付出刘义康所付的代价，失败，甚至死亡。
因何而反
四四一年，南宋帝国晋宁郡（云南省晋宁县）郡长爨松子叛变。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蛮族酋长田向求也叛变。分别被南宋政府军讨伐平定。
爨松子和田向求，是含冤难伸逼反？或是野心勃勃造反？或是作恶多端，收不了摊子，铤而走险？传统史书，对此没有说明，而只称之为「反」为「叛」。
我们读者，应该三思。
崔浩
四五○年，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发生空前的文字狱。最初，宰相（司徒）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略，以及深受北魏帝（三任太武帝）
拓拔焘的宠爱信任，在政府独揽大权。曾推荐数十人出任郡长，太子拓拔晃反对，崔浩坚持。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允说：「崔浩恐怕难免大祸临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跟有权势在上位的人对抗！」拓拔焘命崔浩和高允等，共同撰写北魏帝国开国史，告诫说：「一定要真实，是什么，就写什么！」书成，名国史，崔浩准备把全文刻在石碑上，用来炫耀正直无私的大无畏精神。高允听到，说：「这样做，只要有一个字的差错，恐怕就会为崔家带来万世难遇的灾难！」崔浩不理，共用三百万人的劳力，才告竣工。记载北魏帝国部落时代酋长，也就是拓拔焘祖先们的身世，非常详尽真实。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来来往往，凡是看到的人，都十分震撼。而鲜卑人更大为愤恨，纷向拓拔焘控告，认为崔浩故意暴露祖先的罪恶（国恶），破坏国家形象。拓拔焘大怒若狂，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惶恐迷惑，不能回答。而高允对每件事，都叙述分明。
拓拔焘下令斩崔浩，以及崔浩的部属，和部属的部属和奴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杀五族，又诛杀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所有和崔浩有关系的崔姓男女老幼，跟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卢家，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
郭家，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柳家，一律屠灭全族。把崔浩装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中，送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放在十字路口，任凭行人参观。
守卫士兵几十个人，撒尿撒到崔浩头上、脸上、身上。崔浩悲号呼喊，发出「嗷嗷」哀叫，行路的人都听得清楚。拓拔焘不久就十分后悔，叹息说：「崔浩可惜！」
崔浩之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疑狱之一。如果只为了他暴露「国恶」，则仅只通监记载，便漏洞百出，高允已经承认是他写的，跟崔浩毫无关系，可是刀光血影，仍一直罩住崔浩不放！于是有人认为可能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鲜卑民族统治之战，崔浩密谋起义。这可是罗曼蒂克的想法，一个信奉「明哲保身」哲学的儒家高级知识份子，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而拓拔焘又怎么会在叛徒处死之后，立刻感到后悔？又有人认为，这是崔浩鼓励屠杀佛教徒的报应，就更不知所云，当是出自佛教徒之口，非佛教徒的人，不敢多嘴。
崔浩之狱，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仍是官方宣布的暴露国恶。其二，则是宫廷斗争。
问题在于，「国恶」是什么？和暴露了什么样的「国恶」？通监上一字不提，魏书上一字不提，北史上也一字不提，使人无法了解拓拔焘何以大怒若狂？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史学家才不敢透露半点风声。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史书的夹缝中，仍可以找到该「恶」。该「恶」是惊人的，所有史书都记载谋害老父拓拔什翼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