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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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盟军没有对包围中的柏林展开全面进攻，因为他们的军事参谋认为，最后的战役将在阿尔卑斯山中打响）。鲍曼、希姆莱、戈林和斯佩尔都在贝尔格夫附近靠近布彻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们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鲍曼正在监督在奥巴萨尔斯堡进行的一个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中，希特勒固执地不肯做出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们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或许莫雷尔医生开出的镇定剂混合兴奋性的药物鸡尾酒疗法给希特勒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
但是，在最后的10天中，军事局势严重恶化，希特勒明白大势已去，自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德国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了。最后几天里浮现在希特勒脑海里的头等大事是，应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应该逃跑并死在斯佩尔称赞的“周末度假小屋”呢，还是应该留在柏林，与这座沦陷的城市一道走向灭亡？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那天早上，希特勒暗示说，他不会去巴伐利亚。不过，如果其他人愿意到巴伐利亚去，他不会阻拦。接下来的几天里，几架飞机搭载着希特勒的私人随从，他们将离开柏林，飞到布彻斯加德。
在希特勒的生日那一天，赫尔曼·戈林成了第一个逃出柏林的纳粹党人。在那天早上面见希特勒时，这位德意志空军上将没有穿上他那身绣有肩章的标志性银灰色制服，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橄榄绿制服，看上去像一个陆军军官（希特勒的一名侍卫不屑一顾地评价说，他活像一个美军的陆军军官）。戈林早在几个月前就把妻子艾美和女儿艾达送到了布彻斯加德的安全地带。在这天早上，他告别了位于柏林东北面斯霍勒夫海德卡林宫的官邸。这座有无数房间富丽堂皇如宫殿般的大厦装饰着很多精美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从犹太人和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人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那天早上，戈林醒来后发现苏联人已经跨过奥德河，离柏林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因为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戈林把他收敛来的所有艺术品打好包，随时预备撤退。现在，他正在指挥人将这批宝物装上24辆卡车，预备运到巴伐利亚。
等他们全部离开后，戈林亲自引爆了数千公斤的炸药，整座大厦就这样毁于一旦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得不经历的一件事。”这位德国空军最高司令官居然还有心情开了一个自以为诙谐的玩笑。他不打算让斯大林得逞，绝对不能让苏联军队占领赫尔曼·戈林喜爱的房子。就在戈林祝贺希特勒生日的时候，这支押宝车队正等在柏林郊外，只等戈林返回，就径直开往南部。戈林再没有见到希特勒，德意志空军上将将他的两名高级将领留在了希特勒身边，由他们去应付元首的狂怒。从这时开始，希特勒的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将军，这个装模做样而且优柔寡断的人成为了希特勒期望中挽救德国空军的救星。埃克德·克里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曾经是前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他娶了希特勒的秘书葛达为妻。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艺术家，也是当时的军备部长，他也在希特勒生日这天拜见了元首。斯佩尔和希特勒有多年的交情，希特勒就像斯佩尔的父亲一样，斯佩尔对希特勒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斯佩尔从未丧失过对这位一手扶持他成长的人物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他这位导师的行为正在把德国引上无法回头的绝路。希特勒命令实行“焦土”政策，无数的桥梁将被炸毁，他宁可让德国所剩无几的工业被彻底摧毁掉，也不愿意敌人坐享其成。斯佩尔难以忍受这样血淋淋而且彻头彻尾的毁灭论调，他认为这样只能对饱经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佩尔四处游说各地的地方领袖，试图让他们不实行这项残酷的政策。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2）
斯佩尔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秘密地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的房子中转移走。斯佩尔有6个孩子，孩子们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斯佩尔不希望孩子们的性命葬送在一项完全丧失理性的事业上。斯佩尔将孩子们送到北方波罗的海的亲戚家，虽然那里仍然处在苏军的严密控制下，但是相对安全些。那一天下午，斯佩尔见过希特勒后就消失了。斯佩尔甚至没有和希特勒正式告别，这让他自己觉得有些良心不安。在离开大臣花园后，斯佩尔驱车前往柏林西北面的布达·威尔士纳克，那里有他的新住所。布达·威尔士纳克的地理位置相当理想，既与柏林保持了适当的一段距离，又离苏联人的阵线较远，相对比较靠近英美两国的阵线。
斯佩尔像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暗地希望元首快点死。不过斯佩尔不像希姆莱那么坚决，他的情感复杂得难以形容。和希姆莱一样，斯佩尔自动背叛了元首，但是斯佩尔没有像希姆莱那样竭力掩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数次拜访各地地方领导人的行踪很快会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他料得不错，马丁·鲍曼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遗漏地汇报给希特勒，当然，他也提到了斯佩尔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转移到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径。
如果说盟军打算在进攻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在柏林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将德国军队分归两个司令部管辖。事情正在悄悄进行着，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Karl Donitz）将成为北部的总司令官。邓尼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党人，正如希特勒希望的那样，他在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一点上是值得信任的。北部司令部位于什勒斯威格…荷尔斯坦因的普隆。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瑟林（Albert Kesselring）则负责南部的军事指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他的地堡中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确认了邓尼兹的地位，但是没有对凯瑟林予以肯定。或许，希特勒还在思考是否将他的总部挪到南部并且自己掌控军事大权。又或者，希特勒还没有完全信任凯瑟林，认为他不具备将战斗推行到底的实力。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看错，在这关键的时刻，凯瑟林自己所想的是向盟军投降的可能性。
那天下午，希特勒照例在地堡中的私人起居室摆上茶点，招待他的秘书们。希特勒非常喜欢女性围绕在他身边，而且越年轻漂亮越好。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遗传了家庭的传统，他的父亲阿罗伊斯（Alois）就和许多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的女性容易控制而且容易满足。在希特勒的圈子里，女性从未享受过平等的对待。希特勒喜欢用一种老派的巴伐利亚态度对待女性，俨然以恩人自尊。他喜欢称她们做“我的孩子”或者“亲爱的”，夸张地亲吻她们的手背。希特勒偶尔也会和这帮女子们调调情，但是虚情假意的成分居多。他和自己多年的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施罗德总是称他为“AH”或“老板”。1938年施罗德有一次生病住院了，希特勒带着鲜花去探病。“人们会想，我在与秘密情人幽会呢！”他解释说，而施罗德也承认，她非常崇拜希特勒，但是，仅此而已。施罗德已经三十几岁了，在希特勒地堡的所有秘书中，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为希特勒工作年头最长的秘书是乔安娜·沃尔夫，她也已经三十几岁了，从1924年起就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希特勒尤其喜欢沃尔夫，总喜欢用兄长般的口吻称呼她为“沃尔夫尼”。
秘书中较为年轻的是特劳德尔·琼格和葛达·克里斯蒂安。琼格只有25岁，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那天下午，让琼格非常震惊的是，希特勒第一次承认德国可能会失败。在这之前，琼格一直对希特勒所说的神奇武器和大反击深信不疑，然而，现在，希特勒说话的语气好像大势已去，他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琼格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虽然不动声色地呷着茶，心里却在盘算，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托德·琼格在1942年成为希特勒的秘书，之前她向内务部秘书资料库投递了申请材料，然后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选中在元首办公室工作。她曾经在罗森伯格的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工作过，并且嫁给了希特勒的副官汉斯·琼格，汉斯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牺牲。希特勒很喜欢汉斯，听到他的死讯还难过了一阵，元首很少在听到他认识的人的死讯后感到难过，并且他亲自将这个噩耗告诉了琼格。
希特勒称琼格为“孩子”，由于琼格在所有秘书中年资最短，所有打杂的事情都是她来做。琼格在希特勒垂死挣扎的期间还常常代笔为希特勒撰写政治遗书，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钟，而其他人此时却在享用蛋糕和香槟。琼格在战后形容说，希特勒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非常喜欢和他的宠物狗布隆迪嬉戏。“布隆迪如果比上一次跳得更好，希特勒就会十分开心。他还说，和布隆迪出去散步是最让他放松的休息。”琼格后来承认，她或许太过于敬畏元首，“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着迷，”她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老板，是一个慈父般的朋友。尽管我的内心在不断警告自己，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让我着迷的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话行事的方式。”
葛达·克里斯蒂安也比较年轻，和琼格一样长得很漂亮。克里斯蒂安快30岁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的不少人都为她着迷。克里斯蒂安曾经和党卫军陆军上尉艾利赫·凯姆普卡（Erich Kempka）订过婚，艾利赫负责管理柏林城的司机和交通。在战争的最后时期，艾利赫是在大臣花园度过的，听从希特勒的调遣，他作为油库的保管员，将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的未婚妻也将留在希特勒身边。“我们分道扬镳了，”她在战后回忆道，“我无法原谅这样的背叛。” 他们在1946年离婚，像打发“蠢货”一样解除了他俩之间的夫妻关系。有一件事很奇怪，希特勒的所有秘书在战后都没有结婚。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3）
列席这次下午茶的还有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她身材矮小，长得像老鼠一样，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曼扎利负责在上层地堡的小厨房中为希特勒烹饪特殊的素食，她经常和希特勒一道用餐。事实上，希特勒年轻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坦白说，这位奥地利厨子认为“食不可无肉”，她偶尔会偷偷地在希特勒的食物中加一勺肉汤或油脂。“绝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能发现这种欺骗行为，他会非常生气，然后就会胃痛。”琼格回忆说，“到后来，他让她只做些清汤和土豆泥。”
那天出现在希特勒私人住所中最神秘的女性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她就是爱娃·勃劳恩。绝大多数人在知道爱娃的存在后，都非常震惊。除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爱娃·勃劳恩三十几岁，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为人坦率，操着洋洋得意的巴伐利亚口音，十分天真。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9年，当时她是希特勒摄像师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助手。她在1931年成为了希特勒的秘密情妇和贝尔格夫的“女主人”，但被严格地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
希特勒从不允许爱娃出现在任何外交或新闻场合，更不会让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是在贝尔格夫，只有希特勒的心腹斯佩尔、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等人才能见到希特勒和爱娃一起。戈培尔一手导演了对爱娃的低调处理，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被视为德国的救世主。当然希特勒自己也希望这样，或许元首自己也为爱娃的巴伐利亚口音感到尴尬。爱娃还有两个姐妹，希特勒总是称爱娃是“一个朋友”。虽然他自己常常在众人面前羞辱爱娃，但也会在玛格达·戈培尔公然蔑视爱娃的时候发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