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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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问题，他们是战士，可以睡在地上。”
我的丈夫显得特别精神，而我却筋疲力尽。我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很想让他也放松一下。我给领队使了个眼色，试图找个借口让孩子们回去，便提议说：
“同意。不过，先得让他们去找睡衣……〃
“用不着”，亚西尔反驳说：“根本用不着。他们是战士，习惯穿着衣服睡在地上！”
我假装赞同，让孩子们走出他的房间。随后，我与校长商定，最好让他们回寄读学校睡觉。阿拉法特入睡前问我：
“孩子们都安排妥了吗？”
我的回答使他放心了。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但早上醒来，他开口便问：“孩子们在哪儿？我想和他们一起吃早饭。”
“他们不在！”“什么！不能容忍！不是跟你说过他们睡在这里吗？”“不可能，咱俩太累了”。
他继续表示不满，命令我赶紧把他们找来，要和他们共进早餐。
瞧他们全都坐在桌子四周，胃口很好，特别能吃，亚西尔很高兴。他挺喜欢孩子们。他和他们开玩笑，不住地逗我，一再说昨晚他们未能留下，全是我的缘故。
然而，阿拉法特和他们很快用完早餐。他立即去开会，让我陪着十五个孩子。
他又投入工作。几小时后，同在那架飞机上的警卫员之一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信封很脏，沾有油迹，装满沙土。信封内全是我的照片。我并不知道，他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照片，特别出访期间更是如此。我激动不已，他的爱使我感动。某些人使我遭受的种种恶意就此抹去。我很欣慰，我是他的一半。大家都得将就一点。
他又一次乘飞机，亲自向支持他经受这次考验的各国元首致以谢意。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1）
阿拉法特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
约旦和以色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明朗。马德里和会使这种新关系正式化后，约以双方希望进行真正的对话，把良好的秘密关系正常化。
二十余年间，约旦国王侯赛因不通过中间人亲自接见好些以色列负责人。他放弃对1948年其祖父吞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任何要求。1988年7月31日，当大起义局势已定，他宣布与约旦河西岸脱离一切关系。他采取此举，首先是根据1974年拉巴特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代表，其次是参照1982年非斯阿拉伯国家峰会关于把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基础之一。
侯赛因国王曾先后在英国最好的大学攻读，深受英美教育熏陶，讲求务实，一丝不苟，向来注重按法律行事。
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那天，国王把所有钥匙移交给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与约旦河西岸断绝关系，同时意味着断绝行政关系，并终止支付那里近两万名官员的工资。他们直至当时曾为约旦行政公务员的组成部分，而且1967年以来尽管处于以色列占领下仍领取他们全额薪金。从此，国王勾销对西岸的援助，无论行政的、卫生的或教育等方面的事业经费。
侯赛因国王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因为他生怕看见骚乱蔓延到首都安曼。其次，他意在划出王国疆土界限和政权范围。正如他所强调的，“约旦不是巴勒斯坦”。这是针对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不能干涉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约旦王国的事务。王国完全自主，关于将来与以色列关系的状况，无须向巴解组织作任何通报。
侯赛因国王忠于自己的信念。几年后，即1994年10月26日他毫不犹豫地同以色列签署了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
约旦1988年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巴解组织感到满意，但却陷入了困境：约旦不开放艾伦比大桥，河西岸处于窒息之中。对侯赛因及其意图，阿拉法特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两人的关系既有满腔热情的时刻，也有极为剑拔弩张的时期。阿拉法特猜疑侯赛因对约旦河西岸尤其是耶路撒冷仍持贪婪的目光。
今天，侯赛因国王出于是先知穆罕默德世主子孙，炫示他对耶路撒冷的要求，希望保持圣城监护权。为表明这一意志，他从自己金库拨款修缮奥马尔清真寺的金顶，他还委派了刚圆寂的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继承人。阿拉法特也采取同样做法。所以，耶路撒冷如今有两位穆夫提。
侯赛因作为王国世系后代，坚持以大游牧部落首领的尊贵举止行动，无论你是朋友或敌人，起码一个晚上要那样。阿拉法特知道侯赛因与以色列保持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他要加以阻止，以便自己作为和平进程的主要作用不被剥夺。
***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耶路撒冷具有神圣的特性，圣城管理应当由我们负责。阿拉法特曾一直对我说，终有一天和平必将来到。这是他所坚信的。自投身斗争的最初岁月起，他有了变化。他希望体面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真正得到完全承认的和平。我们是历史的受害者，故而也应由我们选择实现和平的适当时刻。这说明了他为何拒绝戴维营协议，尽管一开始并不完全表示反对。不过，他认为阿拉伯内部背景并不有利，如此和平共处难以正常运行。况且，埃及之后，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效仿，就连曾有意愿的叙利亚和约旦也未那样做。
公正的和平，勇士的和平，只有对手互相尊重、共同努力才能得以缔造。埃及的和平及1977年11月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堪为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但巴勒斯坦广大人民并不赞成。在几个月时间里，我们曾经一度相信。我觉得，萨达特此人是诚恳的。他徒步在特拉维夫机场，埃以国旗飘扬，两国国歌高奏，萨达特与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一一握手等等。这一切，我是在纳布卢斯看电视了解的。他在奥马尔清真寺的祈祷，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说，一旁有贝京在场，都使我们为之震惊。他甚至坚持接见被占领土的代表。这位人物视野开阔，自认肩负神授使命。
然而以色列人，我们天天了解他们，必须加以具体对待。埃以之间，只有领土问题，埃及已分阶段收复西奈。而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则不同，这是一场民族属性及领土的冲突。我们已不复存在，要为迫使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血肉、骨骼和灵魂而战，为有权生存在我们国土上而战。其实，我一直认为，这种承认只能来自激烈而直接的对峙。持久的和平，你要与一个最终予以尊重的对手签订。这使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牺牲多少壮士，家庭无不悲哀。但是，如果对面的人甚至不看你一眼，蔑视你，否认你的存在，那该如何对待？必须冲他走去，刺伤他，让他好好看着你。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2）
1982年黎巴嫩战争，尽管撤离贝鲁特，接着又有大起义，都有益于这种承认。要等待人和事件趋于成熟。重要的是要时机适宜，并有顺天意的人物。
阿拉法特因此坚持为和谈敞开大门。切勿忘记他1974年在联合国的演说：“橄榄枝加枪杆。”多年来，他通过左翼人士或旅居法国和美国的犹太和平主义者，对以色列当局进行试探。由于有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和侨居法国的埃及籍犹太人、亨利·居里埃勒等埃共党员的协助，他曾试图进行这种务实者之间的对话。于是，促成了1976年巴勒斯坦人士伊萨姆·萨塔维与以色列方面佩莱德将军、乌里·阿夫内里和阿比·埃利亚夫的会晤。他们用了约一年时间商讨以巴的前途问题。阿拉法特本人也未错过与阿比·内森等和平人士握手的机会。
慢慢地，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具体。阿拉法特一直关心这些称为“第三类”的会晤，属于保密而明确的关系。当时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商讨问题的。否则要被法庭判刑。然而，真心诚意的人士照样会晤、对话。以色列方面就有一批前政府部长，原军队将军等。巴勒斯坦方面，有阿拉法特的朋友，在巴方组织中常不起作用但可拨电话与他直接交谈的人士。阿拉法特身边，有位突出人物纳比勒·沙特，是经济学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纳赛尔的前顾问，曾在美国留学。他赴美途中，有时路过突尼斯，去朱古达街一趟。有一次会晤在帕阿尔托进行，即1991年7月，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里；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世界其他大学，也提供以巴人士秘密会晤的场所。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尽管存有困难和分歧，也乐意常能见面。他1988年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发表声明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消除了。飞机失事前，阿拉法特一直走在与好多国家首都接触的缓慢而大有希望的道路上。他失踪了几天，表明他的地位之重要，全世界焦急不安，不知所措。在巴解组织发展过程中，惟有他，作为永生的神话，能够激起战友们认识到接受和平的必要性，使巴勒斯坦民众接受过渡时期和逐步解放国土的安排。他的权威与声望不容争议。
阿拉法特刚刚逃过死亡，又面临新的考验。
为了感谢对他失事给予支持的人，他计划出访，首先是去约旦。在安曼，他与侯赛因国王会谈。友好的会晤，使两人都清楚和平之路正在展现。
首站结束后，阿拉法特本决定前往巴格达。由于伊拉克天空禁飞，他只得取道公路，乘车穿越沙漠十来个钟头。6月1日那天，旭日东升。要长途跋涉，将相当劳累。
当天，离开安曼之时，他嚷着头疼得厉害。原以为服几片药，便可驱痛。在王宫，他正好遇上侯赛因国王的御医阿什拉夫·胡尔迪，一位智慧而能干的人。他便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医生发觉他的举止有些异常，反复坚持要他去检查。面对一再拒绝，医生就建议给他作个简单的测试，以判断筋骨运动技能及平衡状态。阿拉法特同意这个小小的检查，即只须伸出双臂与身体成直角，挺直身子朝前走。结果令人不安：阿拉法特站不稳，走路摇摇晃晃。
胡尔迪医生反复劝他，不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由公路前往巴格达，而要马上去作扫描。亚西尔仍然拒绝，他甚至选好了汽车和司机。医生再也没辙了，越来越不安，就赶紧求助于侯赛因国王。他向国王介绍了自己的诊断，指出阿拉法特赴伊很危险。医生强调要阿拉法特及时作深入体检的必要性，重申明确反对此行。侯赛因国王听了这番话，马上离开办公室，到国宾宫见阿拉法特。
他们两人面对面。侯赛因国王令人信服。他陪阿拉法特上了自己的车，直奔侯赛因国王医疗中心。阿拉法特终于接受了扫描检查。我绝不会忘记，经检查，明显看出一个血肿，可能压迫他的脑神经。
第二天上午，妹妹哈拉给我来电话，要我坚强些，还转告近来有关阿拉法特情绪低落、免不了死去的谣言。事实上，再过几个小时，亚西尔应动外科手术。在绝密情况下，巴解组织外交部长卡杜米参与会诊；是他同意动手术，并作了一切必要安排。于是，我决定立即到安曼看望丈夫。此行如同噩梦。
我一抵达，受到努尔王后代表的正式欢迎，享有惯例礼宾待遇。我直接去了医院，守在刚动完手术的丈夫病榻前，度过后半夜。他头脑完全清醒。尽管医生说了使人放心的话，但一听他的病情，我实在不安极了：硬脑膜血肿，颅骨创伤所致，显然是飞机失事后遗症。医生给我解释，这属通常事故。脑脊膜、硬脑膜和视网膜外叶之间淤血。手术很简单，摘除凝固血串，患者便可恢复正常站立。
医生的一位亲属就曾患过此症，因此他很有经验。复杂解释似乎简单明了。
手术期间，侯赛因国王一直在场，就餐时仅用三明治。他亲切地跟我说话，尽量劝我沉住气，鼓励我振作精神。我感到他是诚挚的、真正关心我丈夫的健康。的确是他救了阿拉法特的命。政治是一回事，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
外科手术成功，医生们要求康复期一个月。侯赛因国王提议把哈希姆宫提供给我们在逗留期间使用。他和努尔王后天天都来看望我们。谦恭、看望，侯赛因国王以他的爱护，在某种程度上正式承认我们婚姻的合法化。约旦和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