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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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段引子：“我们知道，听我们讲话的人民品德极高，决没有可使自己失去主人身分的那些缺点。假如听我们讲话的人士，其品德和学识不是好得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值得享有自由的话，我们就不说这些话了。”
在路易十四面前献媚的人，能够奉承得比这还好吗？就我来说，我确信在一切政府中，不管其性质如何，下贱者一定趋炎，献媚者一定附势。而且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防止人们自侮，那就是不赋予任何人以无限权威，即不赋予任何人以可诱引他人堕落的最高权力。
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导致民主共和政体破灭的是政府滥用权力，而非政府无能——美国的共和政府比欧洲的君主政府更集权和更强大——由此产生的危险——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政府通常不是由于无能，就是由于暴政而垮台。在前种情况下，是权力自行离开政府；在后种情况下，是权力被人夺走。
许多人在看到民主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时，总以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天生软弱无能。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政党之间一旦燃起战火，政府就对社会失去了控制。但我并不认为，一个民主政权天生就缺乏人力和物力；恰恰相反，我却相信一个民主政府之所以垮台，几乎总是由于滥用人力和物力。无政府状态总是来因于暴政或管理不当，而不是由于政府无能。
不要把稳定与力量，或把一件事情的伟大性与其持久性混为一谈。在民主共和国，指导社会的权力并不稳定，因为它经常易手和改变方向。但是，在权力易手和改变方向时，它的力量也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在我看来，美国的共和制政府也象欧洲专制君主国政府那样集权，而其力量犹有过之。因此，我不认为它会因为软弱无力而垮台。
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使然，因为这种权威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逼得少数诉诸武力。那时将出现无政府状态，但引起这种状态的是专制。
麦迪逊总统就表现过这种看法（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万人文库版第266页及以下各页〕他说：“对于共和政体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保卫社会不受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不受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对待。……
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人们曾一直追求，并将以全力永远追求这个目的，直到获得成功为止，或直到在追求中丧失自由时而被迫停止。“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较强的派系能够利用这种社会情况随时联合起来压迫较弱的派系，那么可以断言，这个社会将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使软弱的个人失去抵抗较强的个人的暴力的任何保障；在这种状态下，原来较强的人也会由于不满意社会动荡，而愿意服从于一个既能保护弱者又能保护自己的政府；而出现这种愿望之后，同样的动机又逐渐激起较强的派系和较弱的派系愿意组织一个能够保护一切强的和弱的派系的政府。可以不必怀疑，如果罗得岛州脱离联邦而独立，则其以人民名义在极其有限的土地内进行统治的权力的不牢靠性，必将因多数的暴政而证明这种完全脱离人民的权力，正是由那个需要这种虐政的多数迫不及待地弄出来的。”
杰斐逊也说：“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并非我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或许可以说不是我所担心的主要问题。立法机构的暴政才真正是最可怕的危险，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行政权的暴政虽然也会出现，但要在很久以后。”
在这个问题上，我宁愿引用杰斐逊的话，而不愿引用其他人的话，因为我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宣传民主的最坚强使徒。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八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不存在行政集权全国的多数没有包办一切的思想——全国的多数必须利用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去执行其主权意旨我在本卷第一部分，曾对两种集权作过区分。我把其中的一种集权称为政府集权，把另一种称为行政集权。
在美国，只有第一种集权，而另一种集权则不存在。
假如领导美国社会的权力把管理国家的这两项手段均掌握在手，并兼有包办一切的能力和习惯以及发号施令的大权；假如它在确定管理国家的一般原则之后，还要屈尊去管理其应用的细节；假如它在规定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还能屈尊去过问私人利益，那末，自由在新大陆早就不复存在了。
在美国，多数虽然经常流露出暴君的嗜好和脾气，但还没有施行暴政的最完备手段。
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里，中央政府至今只管理少数值得它特别注意的事务。它不参与管理社会的次要事务。它甚至没有这样的想法。多数虽然越来越专制，但没有给中央政府增加特权，而一直把一切大权留给自己。因此，专制在一个点上可能是大大加强了，但未扩及到面上。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象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流速，就是使命令流错了方向。即使法令是强制性的，自由也会在法令的实施当中找到庇护所，而且多数也无法管到事情的细枝末节，甚至我敢说管不住行政当局的敷衍塞责。其实，多数本身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尚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力。它只知道自己的自然力量，还未掌握扩大这个力量范围的技巧。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末，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譬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探讨什么是法学家精神的本性是有好处的——法学家对行将诞生的社会负有重大使命——法学家从事的工作何以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贵族气质——可以抑制这种思想发展的偶然原因——贵族发现自己容易与法学家联合——暴君利用法学家的可能性——法学家是如何成为与民主因素自然结合起来的贵族因素的——使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精神易于具有贵族气质的特殊原因——美国的贵族是律师和法官——法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深入到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以及最后是如何使人民本身都具有了行政官员的某些属性的我在走访一些美国人和研究美国法律之后，发现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在我看来，这个效果来自一个一般原因，而研究这个原因则很有好处，因为它在别处可能再现。
500多年以来，法学家在欧洲一直参加政界的各种运动。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中世纪，他们为王权的扩大效了犬马之劳；从那以后，他们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这个权力。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在法国，他们以贵族的最危险敌人的面目出现。那末，法学家是不是被偶然的和暂时的冲动左右过呢？或者是不是因为环境而被他们天生的和经常重现的本性驱使过呢？我想弄清这个问题，因为法学家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或许负有首要的使命。
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
法学家在研究法律当中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独辟一个行业，在知识界中形成一个特权阶级。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的习惯，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除此而外，他们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团体。这不是说他们彼此已经互相了解和打算同心协力奔向同一目标，而是说犹如利益能把他们的意愿联合起来一样，他们的专业相同和方法一致使他们在思想上互相结合起来。
因此，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
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
我不想说法学家的这些本性已经顽固到足以把他们死死捆住的地步。支配法学家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
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学家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但是，应当研究他们走上破坏或改造现实的原因是出于他们的固有本性还是出于偶然。不错，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是出于他们研究了法律还是出于他们没有能参与制定法律，尚有待于研究。
500多年以来，英国的贵族曾多次领导人民，并代人民发言；但在今天，他们却维护王位，并为捍卫王权而斗争。但是，贵族仍保持其特有的本性和僻好。
因此应当注意，不要以偏盖全，即不要把团体的个别成员视为团体本身。
在所有的自由政府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法学家总是在各党派中居于首列。这种看法亦适用于贵族政体。激发群众起来行动的民主运动，几乎都是由贵族发动的。
一个群英荟萃的团体，永远满足不了它的全体成员的各种野心。其成员的天才和激情往往没有用武之余地，所以很多人因不能很快享有团体应有的特权而攻击这些特权，以便尽快升到上层或另建新的团体。
因此，我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个全由法学家作主的局面，也不认为法学家在任何时候大部分都能表现自己是秩序的友人和改革的敌人。
我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法学家安居高位而无人反对，那他们的思想将是极其保守的，并将表明是反民主的。
当贵族政体为法学家关上晋升的大门时，法学家就会变成它的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在财力和权力上虽然不如贵族，但在活动上却可以独立于贵族，并认为自己的智力与贵族不相上下。
但是，每当贵族愿意将其某些特权分给法学家时，这两个阶级便能十分容易地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家人。
我也偏于相信，一个国王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法学家成为自己政权的最有用工具。
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合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合力。同样地，尽管经常看到社会的高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但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自然亲合力，却大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合力。
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则是权威。另外，也不应当忘记，即使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学家也不会有什么不满。
因此我认为，一个君主面临日益高涨的民主而欲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和减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将是大错特错。他将失去权威，而徒有权威的外表。
我不怀疑，让法学家参加政府，对国王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政府的专制是以暴力进行的，那末，在把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专制在法学家手里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
民主政府有利于加强法学家的政治权力。如果把富人、贵族和君主撵出政府，法学家在政府里就将总揽大权，因为那时唯有他们是人民能够找到的最聪明能干的人了。
法学家一方面因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