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怀特:人树-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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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打算吃茶点了吗？”她大声问道。
她朝镜子里面望着自己说话的那副样子，很为看到的情景高兴。至少眼下这样。
“是呀，茶点，”母亲说，就好像心里纳闷，她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台阶”。“我们烤点饼好吗？”
“我们？”塞尔玛问。她皱起一张脸，那样子既漂亮又好笑。“我烤的饼总是很难吃。”
母亲去拿面粉的当儿，她取来一些更让人高兴的吃食，特别是糕饼。这糕饼上面的糖霜是她亲手拿粉红颜色的砂糖裹出来的，还装饰了一朵精心制作的、软而粘的白花。
“你听说过职业学校的情况吗，雷？”她问道，开始摆上他们星期天才用的那些比较贵重的器皿。
“没听说过，”他说，声音有点沙哑。“哦，听过一些情况。”
他得从这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诺斯科特大妈那儿。他早晚总得离开那个地方。夜晚，大街上飘荡着人们离别时，脚步声发出的绝望的回响。
“下学期，”她说，“我要到兰德维克念书，在鲍凯家寄宿搭伙。鲍凯太太是爸爸的一个亲戚。他们曾经争吵过，或者怎么着。不过现在和好了。”
“不是吵过架，”母亲说，“人们经常慢慢地就疏远了。要叫你猜测其中的原因，总能找出许多。”
“不管怎么说，”塞尔玛说，“我要进城了。我有点害怕，雷。我要买上月票，每天都从兰德维克乘电车出去。盖奇太太也认识这家人。他们会邀请我的。这家人卖小百货，很富裕。盖奇太太正帮助做一件连衣裙，是哗叽的。上衣打着小褶，下面是条百招裙，缀着红扣子，每个袖子上三枚，背上还有一排。”
火炉里的木柴动了一下，塞尔玛被炉火映得亮光闪闪。她毕竟挺漂亮，或者说很兴奋。坐在那儿用端端正正的手指把糕饼屑弄到一起的时候，脖颈抬得高高的。这脖颈显然太细了点儿。
母亲吃着让人感到惬意的糕饼，听着这些还很遥远的事情，似乎觉得很舒服。孩子们也许该接班了吧？
雷向窗外望去，内心深处，他正和一种不公正的意念搏斗着。糕饼噎在嗓子眼里。用心险恶的雨的长鞭开始抽打一丛丛醋栗。醋栗在这一带一直长不好，尽管人们不间断地试着种植。
“那么，你穿上这件哗叽裙子要干什么呢？”他问道，还没有拿定主意采取什么方式对她笑骂一番，或者说进行自卫。
“嘿，”她说，脸通红。“我要通过必要的考试，打字呀、速记听，然后到一个证券经纪人、或者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人那儿，找个工作养活我自己呀。”她伶牙俐齿地补充着，然后抽出她的手绢。这条手绢她还一直没有用过，把它整整齐齐叠成长方形，掖在腰带上。
“然后要跟一个什么人结婚，”他说。
“我还没想过这种事儿呢！”
“你弹钢琴，”他笑着说，“他给你往回拿钱。”
他那圆润的、洪钟般的笑声——他是在突然之间发现如何发出这种笑声的——把身子震得直额。他很喜欢这种浑身震颤的感觉。他脖颈很有力，而且总垂着一双眼睑。他坐在那儿，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密集的雨丝丽线。那雨水横扫着一块块围起来的土地。黑乎乎的树木被树根牵制着，要不然总会拔地而起。
“她做什么了，值得你这样笑她？”母亲问。
“什么也没做。”他说，不再那样大笑了。“不过是无聊罢了。”
“因为你无聊，我就得做牺牲品？”姑娘说。
一种自艾自怜使她生出新的柔情，变得矫揉造作起来。这也许是出于本能。要嘛就是她听那个陌生人说了学会的。她的皮肤有一种大概是正直的人才会有的滑腻腻的感觉。
“也许我应该记日记，是吗？塞尔玛？把生活中的事都记下来。不知道那个希腊人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又说起那个希腊人了？”母亲问，想起她已经忘记的那些事情。
“我随便想起来了呗！”小伙子说。“作为一个南欧人，他还是个不错的家伙。”
现在大雨滂沱，灰蒙蒙地笼罩着树木和房屋，雨水交织在一起又洒落下来。如果听不见雨水声，这雨看起来宛若一块坚固、密集的雨帘。可是雨声、风声，以及喷吐着的火焰，驱散了这种固态的雨的幻觉，甚至驱散了所有可以称之为坚固的东西的幻觉。
母亲想起发洪水的时候，家具都漂了起来。她忘记她站在河岸上的那种快乐。浑浊的洪水在脚边打漩，壮实的丈夫站在那条小船上。她忘记这些因为她想起世上大多数事情以及她自己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是那么短暂。就像那个壮实的希腊青年，在田野里行走着，把干枯的谷草变成缕缕青烟。
“他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瞧着自己那双厚实的、仍然不乏肉感的大手，手上戴着黄色的结婚戒指。“是个好小伙子，”她说。就好像这样一重复，别人就不会谴责她将自己的思想隐匿起来。
没有谁责备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或者思想的世界。
小伙子开始害怕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了。最终，一切都将归结于此。他希望用一种运动代替他的恐惧，于是站起身来，从厨房走出去，在大雨中跑着，经过他曾经和希腊人扭打的那间棚屋，跑进草料棚。从前，父亲经常从盛饲草的箱子旁边把熟睡着的他抱起来，把他的睡意摇晃掉，就好像那是沾在他身上的草料末。睡意朦胧之中，他看见父亲，还有阳光，站在眼前。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谈些有趣的话题。
父亲现在又在那儿，等他看见已经太迟，躲避不及了。父亲正俯身在一只铁桶上，搅拌着谷糠煮成的饲料。墙上挂着些盛润滑油和药膏的瓶瓶罐罐，有时候会被老鼠打翻。父亲拾起头，也立刻看出他被儿子堵在这里了。他肩上搭着雨地里一直披着的那条口袋。这条口袋看起来起不到什么防雨的作用，不过是精神上给人一种慰藉罢了。
他抬起头，把手上沾着的湿乎乎的谷糠甩回到铁桶里。“风向正对，”父亲说。他端出这几句嘴边的话，似乎这样就更安全些。“如果不下三天，就得下三个星期。储水池里的水位已经很低了，”他说。“这雨对玉米有好处。” 。对于这小伙子，天气跟水果、蔬菜一样，都无关紧要，甚至可恨。但是他带着几分勉强安慰自己，父亲现在选择这样的话题，他是高兴的。他们俩都不想对小伙子突然闯进这间棚屋做一番解释。
在那块围起来的、灰蒙蒙的田地里，风继续刮着屈从于它的意志的雨。在风雨的喧嚣声中，一株黑乎乎的树倒了下来。不过离得很远，没有听见它倒下去的声音。
现在既然事物因为它们自身的存在而开始受苦，对造成那些行为的原因似乎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以解释了。只要处于同样脆弱的境地，人们的灵魂就会在暴力面前团结起来。
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小伙子把脸贴在一块窗玻璃上，那呆滞的、珍珠似的光从那儿照进这间昏暗的棚屋。
“也许还会发我们这儿曾发过的那种大洪水呢！”他说。“就是你和妈妈讲过的那场。我真想看看，”他说。他的声音在窗玻璃上变得空空洞洞。“东西在水上漂着，房屋被洪水冲跑。我想看看树被连根拔掉，或者被雷劈了。人们说闻得见被雷击了的树木发出的那股味儿，是火药味。”
父亲觉得一阵剧痛，停下手里的活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他可以在自己的活计中，在那暖烘烘、潮乎乎的麸皮中，找到一个避难所。
“发洪水能对你有什么好处？”他问道。
“开开眼嘛！”小伙子说。
在建起他的家园之前，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曾使斯坦·帕克十分高兴。可是那以后，这种事儿便让他惶恐不安了。他觉得他被骗了。然后，等他接受了这种惶恐，又过了一些年之后——晚多了，不过也许还没到现在——和这个心绪烦乱、充满敌意的男孩，也就是他的儿子，一起待在这个棚屋里面的时候，这些可怕的事情就开始照亮上帝那许多张面孔的另外一方面；好的和安详的一方面。
如果他能径直走到儿子跟前，告诉他这些事情，他现在就会这样做。可他是个慢吞吞的、总爱陷入窘境的人，手上还粘着麸子，也就罢了。
小伙子向四周瞧了瞧，觉得父亲离他太近了。他不愿意让人碰他。这间棚屋寒怆的、熟悉的轮廓在他的周围隐隐呈现出来。他真想把墙壁踢倒，连同他的父亲——这个谦恭的男人那张脸。倘若不对他心生厌恶，他本来也会爱父亲的。
“我们得把你从班加雷那个鬼地方弄出来，”父亲变换了话题。“我也许不该把你安置到那儿。”
“我可没让你把我弄出来，”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我在哪儿都能适应。”
这是不是真话还得进一步证实。
雨停了，风徐徐地吹，不再奔腾呼啸。主要的是，所有的声音都不再那样搅得人心神不安了。雷·帕克又离开那曾经是他家的地方。他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踏上那条公路。整整一下午，那纠缠不清的种种激情和冲动都平复下来至少暂时缠在一起放在一旁了。
他的父母认为，像这种事情总得发生。而且很高兴，没有更令人困惑不解。直到后来，先是诺斯科特太太，后是那位做鞍具的老师傅贾漫先生都来信询问他们的儿子上哪儿去了？打算于什么？
看起来雷出走了。
没过多久，他从布里斯班写回一封信，信上说：亲爱的妈妈：
我一时冲动跑到这里。我认为，我来这儿是做对了。不管挪动得是否好，反正我得动动地方——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只不过往哪儿挪动得由我自个儿决定。
我在这边海岸的一艘轮船上工作。我在厨房干活儿，厨师是个中国人，但很干净。他送给我一个珍珠贝，上面刻着些玩意儿。我给您保存着，这正是您喜欢的东西。
啊，妈妈，高兴点儿。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尽管这种沿海岸航行的生活也够丰富的了。夜里我醒来，看见起重机在装载货物，要不就是看见马给赶上跑道。如果愿意，我可以跟一位先生到北方领地去。他愿意雇我到一个农场当工人。但是我想，我不会去的。我愿意到处看看。我哪儿都想去去。昨天夜里，我梦见向那些海岛游去。好像是含磷的油海。我一丝不挂地游啊，游啊。水里亮光闪闪。可惜还没游到那儿，就醒了……
父亲接过这封信读的时候，说：“这很自然，艾米。”
他把信交给妻子保管。因为除了账单和商品目录册，他们还不习惯收到邮件。他想起青年时代，他是怎样轻而易举地把衣服套在身上，让自己忘掉赤身裸体的样子。那时候，无论他走的哪步路，几乎都不是自个儿决定的。可是这并不是妻于此刻想听的话。
她发现，他像平常危急时刻那样，让人失望。
她说：“你可真行，什么事儿都不会让你心烦。”她的声音因为这种责备的不公正而陡然提高。因为她也是突然陷入这样一种心境的。
他走了，从她身边溜走了，就像一粒豆子从豆荚里蹦出来，消失在茂盛的青草里一样，那样轻而易举，那样自然而然。如果在她意识到这一点的刹那之间感到一阵剧痛，以后的许多天里，又时常为重新袭来的痛苦折磨，那或许是因为心里空虚所致。尽管她确实还记得那个穿短裤的毛头小小子，记得那个满脸平静、充满信心、偎依在她怀里大口大口吃奶的婴儿。因此，她时常站在窗口哭泣。大多数时候是在黄昏。周围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她自己也渐渐解体被吸引向前。年华像风中飘拂的裙子或者头发，在她的身后流走。那时候，情形有点儿可怕。她那张胜失去了人们痛苦时的那种苍白，变成一块陷入沉思的头颅骨，或者只剩下一张面皮。
我对雷注意得太多了，对塞尔玛却注意得不够。艾米·帕克说——从沉思中唤醒自己。说到底，女孩比男孩更靠得住，而且姑娘家更需要母亲的关照。
塞尔玛离家到悉尼上女子商业学校的时候，母亲给女儿收拾箱子。她把特意为这次别离做的一个香袋放到箱子里面。怕女儿夜里肚子饿，还放了几包巧克力；她寻思女儿会怀着感激之情吃这些巧克力，手窸窸地抚摸着包糖的银箔，思念她的母亲。
临行前那天夜里，艾米·帕克走进女儿的房间，把嘴贴在她那颜色浅浅的长发上，抱着她，说道：“谁能想得到，塞尔，你会孤身一人待在城里。不过，你一定不要着急。”
“我会好好的，妈妈，”这个总是冷冰冰的姑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