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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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中提及的这些方面，可能有助于使那些偶而造访英国的不速之客的印象，与某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严谨的学者的结论协调起来，而且实际上，正是出于我自己想要将它们协调起来的需要我才对这些方面的考虑作进一步的加工与完善的。那些学者们的结论是：在目前存在的对英镑以及为把英镑保持在其现有的汇率上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措施的压力下，以购买力形式表示的英镑目前（1952年）正在贬值。这些方面表明，在下面这两种论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自相矛盾之处：（1）如果所有的外汇限制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控制都予以取消的话，如果允许汇率在自由市场上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话，那么，英镑的市场价值将高于2。80美元；（2）如果官方汇率及现行的外汇限制及有关的国内控制制度继续保持的话，那么，限制的放松将会导致对汇率的压力，从而要求汇率低于2．80美元以防止对外汇储备的枯竭。事实上，这两种表述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象初看起来似乎存在的那种如此明显的冲突。
最后，不论直接控制的合意性如何，在这种控制的实施及强制执行的可能程度方面，存在着政治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不同的国家中大小有别，但却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动力充分的话，那么人们总会找到各种途径来逃避或避免这些控制。于是，那些力求堵塞法律漏洞、发现并惩罚对这些控制的非法逃避的官员，与那些为贪求厚利而挖空心思去发现或开辟新的漏洞的难以计数的人之间，或者与那些对厚利的贪求压倒了对法律的尊重及对惩罚的恐惧的难以计数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角逐。而且，即使官员们是忠诚的、能干的，这场角逐也绝不总是倾向于官员们这一边的。特别地，用直接控制来阻止资本移动在所有的国家当中都已经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
货币储备的使用
在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允许顺差或逆差趋势产生出实际的交易方面的顺差或逆差，而不是货币当局（或者外汇平准基金，或任何什么名称的此类机构）方面的顺差或逆差，而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存在汇率、国内价格或收入、直接控制方面的变动，国内对外国货币的额外需求则由货币当局来供给。对于较小的且暂时的波动来说，这一方法也是可行的，而且也并非不理想。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波动是较小的且暂时的，那么这一方法几乎是不必要的，原因在于：在可变汇率制度下，私人投机性交易仅以极小的汇率变动就可以提供人们所增加的对本国货币或外国货币的需求。
对于规模大、时期长的波动来说，仅动用储备来解决问题，即使是可能的，也是比较不理想的。如果现在的问题是逆差的话，那么货币当局对付逆差的能力直接地受到下述两方面因素的限制：它们的外国货币或其等价物的储备数量，以及它们从其它方式可以或者愿意从外币持有者那里借到或得到的任何额外的数额。此外，如果要想保持国内价格水平（或就业水平）的稳定的话，那么，一定不能将出售外汇储备得来的收益储存起来，或者用于其它的通货紧缩性方面。当然，这样说的前提是：这一逆差本身不是由国内的通货膨胀政策所引起的，而是在稳定的国内价格水平下发生的。必须将这些收益用来偿还债务，或在任何为防止价格下降所必需的程度上用来弥补预算中的赤字。
如果现在的问题是顺差的话，那么货币当局必须做好无限地积累外汇的准备，同时提供人们需要的所有本国货币。此外，如果要想保持国内价格水平不变的话。那么，货币当局必须以非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获得用来换取外国货币的本国货币。它可以在与稳定的价格相一致的程度上印刷或创造货币。除此之外，它必须以借款的方式（在任何为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利率下），或者，从政府预算的适当数额的盈余中来获得人们所需求的国内货币数量。即使完全撇开货币管理方面的技术性困难不谈，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愿意无限地用其部分产品来换取非生产性的货币储藏，特别当这一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外的货币膨胀，从而外币的实际价值在下降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当然，人们从来都没有将货币储备作为对外部情况作出调整的主要方法而加以使用，而是在国内价格与收入变动之前，将其作为减震器而加以使用的。一开始，都是用货币储备来对付逆差的，但是由此而来的收益，甚或这一收益的几倍。却被贮藏起来了；也就是说，允许或致使货币存量作为货币储备减少的结果而下降，从而导致了利率的上升及对国内价格的下降压力。类似地，用来交换外币顺差的本国货币被创造了出来，而且被允许或被致使以同等数量或以几倍于原有数量的幅度来增加货币存量，从而导致了利率的下降及对国内价格的上升压力。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越来越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使用储备，越来越不愿意让这种影响直接地且迅速地传导到国内货币情况及价格上去。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关键性的例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拒绝让其顺差——以黄金输入的形式表现的——按照所谓的金本位原则所要求的方式来提高国内价格；相反，它“冻结”了黄金的输入。特别是在大萧条使充分就业上升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高度之后，各国都不愿意让逆差产生任何通货紧缩性影响。
对于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较小的、暂时的严峻考验来说，以货币储备作为对付这一考验的唯一法宝，而对于较大的、更为广泛的或更为根本性的严峻考验来说，则用其它途径来加以对付，这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而且也近似地概括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基础的那种基本原理。遗憾的是，这不是一项现实的、可行的或可取的政策。几乎不可能事先知道，甚至不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地就知道：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某种特定的紧急情况能否迅速地得到改变，即这中紧急情况是暂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呢，还是永久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在变动的规模与可能持续的时间得以确诊之前，在按照这一诊断采取根本性的修正步骤之前，货币储备是用来对付外部情况变动的唯一法宝的话，那么，货币储备必须非常庞大，远远大于正统的金本位下货币储备发挥这一职能时所需要的水平。可能只有美国的情况除外，而且即使是美国，也只是当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可以自由接纳时的情况除外，储备通常远没有这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强烈的趋势：即为了求得安慰而过久地依赖于储备，但这种依赖又不能足够地持久，直至作出明确的诊断并采取合理的行动。因为希望事情能够自行恢复正常，所以修正性步骤被一再拖延，直到某一天，储备的状况迫使人们去采取强烈的、且通常是仓促的行动。
比较
在实际情况中，必须使用刚才描述过的那些调整方法中的某一种，来对付影响对外贸易的条件方面的变动；只要不是完全消除对外贸易，就不可能避免这一必然性，而且这也是对进口和出口贸易进行直接控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基于上述分析，很明显，可变汇率似乎是最适合于现有情况的调整方法，因为：动用储备本身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直接控制既不便于进行又收效甚微，而且，我预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将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由于国内价格——特别是工资——方面的刚性，以及充分就业——或者是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作为一种主要的政策目标所具有的迫切性，所以国内价格与收入方面的变动是不理想的。
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实行可变汇率的理由与实行夏令时的理由几乎是非常相同的。当可以通过让每个人都改变其习惯来达到完全相同的结果的时候，却要通过在夏季改变时钟来实现这一结果，这难道不是荒谬可笑的吗？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每个人决定早一小时到达办公室，早一小时吃午饭，等等。但是，十分明显，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但改变指导所有人的时钟要比让每个人分别地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要简单得多。在外汇市场上情况也完全如此。让一种价格发生变动，也就是说让外汇的价格发生变动，要出依赖于构成国内价格体系的众多价格的变动简单得多。
II．对可变汇率的反对意见
关于建立可变汇率制度的建议，引来了三种主要的批评意见：第一，可变汇率可能会增加经济领域中的不确定程度；第二，因为可变汇率将导致国内价格方面的抵消性变动，所以可变汇率不会有任何作用；第三，可变汇率不会产生最佳的、可实现的调整时效与速度。第一种反对意见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而出现，即使会有相当多的重复，但对这些不同的形式分别加以讨论会有助于问维的澄清。
可变汇率与不确定性
1．可变汇率意味着不稳定性，而不是稳定性 。从这一反对意见经常借以提出的那种幼稚的水平上说，它犯了一个我们业已指出过的错误：即将困难的症状与困难本身混淆起来。可变汇率不一定就是不稳定的汇率，即使是的话，那也主要是因为：在决定国际贸易的那些经济条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稳定性。而刚性汇率本身虽然在名义上是稳定的，但它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它不稳定因素永远存在并日益加剧。在可变汇率变动的同时而刚性的官方汇率并没有发生变动，这一仅有的事实丝毫不能证明。从任何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可变汇率比则性的官方汇率意味着更大的不稳定性，即使可变汇率确实意味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那也是由于下面这几点中所考虑的某种或多种原因。
2。可变汇率使得出口商和进口商不可能明确地了解到他们将支付的或接受的买卖外汇的价格。 在可变汇率下，商人们几乎总是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头交易来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当汇率为可变时，这样的外国货币期货市场也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来，关于收益的任何不确定性就将由投机者来承担了。所以，对于这一理由来说，充其量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可变汇率使商人增加了套头交易的费用，亦即为了避免汇率将来变动的风险而向投机者支付的价格。但这种说法也是言过其实的．可变汇率对刚性汇率的替代，所改变的只是外汇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借以表现的形式而已立根本不会改变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且实际上还会减少不确定性。例如，那些将趋于导致可变汇率下降的种种情况，在刚性汇率下则会导致外汇短缺。这反过来或者又会导致不确定性质的国内调整或者外汇的管理性分配。这样一来，虽然商人们对外汇情况很有把握，但他们或者将对国内情况没有把握，或者对外汇的可得性没有把握。负责分配外汇的权力当局的事先承诺，可以使某些交易摆脱不确定性；但是，十分明显，这不可能使所有的交易都摆脱不确定性，因为可得的外汇总量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所以，某些交易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减少，带来了其它交易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因为现在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它们身上来了。而且，外汇的这种管理性分配，充满了将要实行的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贸易来说，与可变汇率有关的不确定性同与刚性汇率有关的不确定性相比，哪一个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一点绝非确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