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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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产权利的缺乏，不仅排除了资本市场，而且排除了私人在除较小规模以外的任何较大规模上，进行冒险与创新的可能性。这种冒险与创新是指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并收获由此而来的报酬，但不一定要自己提供劳动力。在南斯拉夫，仅在非常有限的规模上这种冒险与创新才是可能的，但在此之外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下面几个例子将会说明这一特性如何削弱了这种制度的有效性。例如，考虑一下工人是如何在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让我们选一个碰巧非常成功的企业来作例子。这个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其市场行情非常看好；该企业的收入远远地超过了它的成本。从社会的利益来看，这个企业应该扩大，应该雇用更多的工人。每个工人的报酬都不仅包括他所贡献的劳动服务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在该企业资本收益中他的按比例分摊的一份，而不管这种资本是以建筑物及机器等有形资产形式存在的，还是以生产技能及企业的良好信誉等无形资产形式存在的。我们能够理解：在这样一种企业中的现有工人，不会同意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增加雇用工人将减少每一工人所得到的财产收入份额。这样一来，成功企业的扩展将会受到阻碍。那些没能有幸被这样的成功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将不得不在那些他们的生产贡献较小的企业中就职。作为一种题外之言，我们颇感兴趣地了解到：这种企业的管理者试图用来抵消这一影响的方法，是促进裙带关系，也就是说，当增加雇用工人时，他们优先考虑现有工人的妻子或孩子。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力图使企业的动力与工人的动力一致起来。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使得工人以他最有创造力的方式来工作的适当刺激的缺乏。考虑一下这样一个工人。比如说与对B商号的产量的贡献相比，他能够对A商号的产量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假设A商号的资本甚小，而且资本所得甚少，而B商号的资本雄厚，并且资本所得甚丰。那么，如果这个工人能够到B商号工作的活，他将得到较高的收入，从而高于他在A商号工作的收入，原因在于他在B商号参与分配的财产收入总量较大，这将大大地抵消他所贡献的劳动力的较低价值。如果他已经在B商号工作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没有任何动力要转到A商号去，尽管这样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可取的。　　　　
　　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起因于企业现有利润的使用问题。每个企业都必须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如何使用其现有利润问题，拿出多少来用于对企业所有者（在这个例子中就是企业的工人）的支付，拿出多少来为投资及长远建设作准备。在南斯拉夫的制度中，现有的工人可能不会直接地从长远投资中受益。对于老工人来说这一点犹为如此，而且他们常常是一些很有可能在工人委员会中享有最大影响的人。被选入工人委员会的都是哪些人呢？他们不是年青工人；他们都是些年纪较大的工人。他们能继续工作的日子没有几年了，所以，他们不可能赞同那些在10年或15年之内无法得到收益的投资。这样一来，工人们有着很强的动力，来促成现有利润中尽可能大的份额，在现有工人的当前利益上使用——以直接的奖金、工人住房及其它利益形式而进行。同样，管理者试图用来战胜这一倾向的办法是裙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将工人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招到企业中来，可以为工人委员会中的工人提供一种刺激，使他们对较遥远的将来予以关心。然而，远远不是一种充分有效的机制。唯一完全有效的机制，是通过将对该生产企业的可转让的权利，授与企业职工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人，而将所有权与就业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企业成为可分割的财产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地道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样一来，投资将会增加这些权利的价值，而且个人可以现时地从这种投资中得到好处．　　　　
　　正是这同一个问题限制了风险资本的可得性。一般说来，在有风险的业务方面的投资，要在将来才能受益，而不能现在就得到好处。所以，反对长远投资的倾向导致了反对风险资本投资的倾向。而且，这是一件要求某人自己或有着共同爱好并能够结为一体的几个人，进行一项重大冒险的事情。这完全不同于一大群工人通过官方机制来确定从事某些风险活动。如果有谁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他就会发现：有风险的活动很少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也很少是由包括政府在内的官僚机构提供资金的———我应补充一点，那就是某种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吸引力的风险活动除外。那些似乎有着很好的成功机会，但同时又是非常不确定的风险活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由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来提供资金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资金来冒险。　　　　
　　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利用银行及银行贷款作为分配资本的一种手段。这种安排确实有所帮助；它便利了资本的流动，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资金可以从某一成功的企业，转到其它有着成功的希望但缺乏资金的企业。尽管如此，但这只是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的一个极为有限的替代物。毕竟，银行本身也是工人合作社，而且它们的雇员也与其它官方企业一样，有着相同的避免风险动机。　　　　
　　结论　　　　
　　根据关于市场运行及我所认为的、旨在使市场机制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的上述讨论，现在我将力图得出某些结论。这两种主要方法就是：试图让企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运行，及试图建设一种受到限制的、且有所改变的资本主义形式。　　　　
　　从根本上说，结论只有一句话：不存在任何真正令人满意韵、对自由市场的全面利用的替代物。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背离完全的自由市场是不可取的。首先，生产效率并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了别的目标而牺牲一些效率。其次，在某些事情上市场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不能提供国防。出于这一目的有必要背离市场，而且，通过为筹集资金供给国防而采用的那些方法的影响，对市场的这种背离还会带来对市场的进一步妨碍。再其次，众所周知，在下述情况中，市场的运行是不完全的：在这些情况中，任何交易影响的某一重要方面——收益或成本——侵害着没有直接卷入该项交易的其它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是难以鉴定的。被称为“邻里效应”或“外部事物”的这第三个因素尤为棘手，这是因为政府旨在解决这类外部事物的种种努力，结果却一成不变地是坏处多于好处。尽管如此，但原则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着进行那种干预的必要。　　　　
　　不存在任何完全纯粹的制度；每一制度都是某种类似于混合制度的东西：一方面，包括着指令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却又主要地依赖于自愿合作。问题在于一种比例问题，在于将指令性因素降至最小，而且，在引入指令性因素的地方，在于在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生产效率目标以外的其它目标的同时，以一种尽可能小地妨害市场运行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指令性因素最小化。　　　　
　　我相信，该分析最为重要的含义是：即使是所谓的指令性经济，也将发现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内利风自由市场是非常可取的。特别地，对于类似中国、苏联、南斯拉夫这样的集体主义国家来说，上述领域除了包括制造、采矿、交通及通讯方面的小企业以外，还明显地包括相当一部分农业及零售贸”易。所有这三个国家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这一政策，但即使在保持中央政治控制的情况下，他们的实施程度也远比适宜的水平要小得多。当然，在这一方向上的每一步前进，都的的确确地建立起了某些独立于中央政治当局的权力之源，这毫无疑问地就是集体主义国家一直如此地不愿意向这一方向迈进的原因。　　　　
　　第二，仅就目的在于影响收入分配而不是取得特定的生产目标而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与通过干预价格体系未达到目的的做法相比，一般的税收及补贴的做法则要好得多。这一教训除适用于指令性经济外，也适用于如我们自己国家这样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在利用税收及补贴方面，将边际比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是十分理想的。许多西方国家——及其它国家之中的美国——已经转向了高度的等级税；但是，尽管在纸面上这些比率是分等级的，但实际上却毫无效果。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他们每个人都力图减少他们必须支付的税收），已经发现了抵消或逃避等级税率的有效途径。　　　　
　　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补贴。仅就政治当局希望帮助某些特定的人们而言，政治当局应该给他们货币，而不是使他们以某种人为的低价而得到产品与劳务。这些人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同时该体系受到干预的程度也较小。我想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一、二年中，在中国，这一点已经引起了特殊的问题，原因在于他们的价格结构是不合理的，同时也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力图将某些所谓的生活必需品及此类的商品的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他们在力图奉行兰格…勒纳方法，让那些价格几近升高到它们在自由市场中的水平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促成了更多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抱怨，而通货膨胀这一现象我们大家都已经是太熟悉了。如果补贴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而不是以人为的低价的产品与劳务形式进行的，那么，补贴的接受者会获得利益，而生产体系所受的妨害则较小。　　　　
　　第三，对于那些仍然是国营企业的企业来说，尽管兰格…勒纳原则因无法得到适当的监督而不可能完全有效，但它毕竟指出了应该采取的政策的正确方向。应该使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它们的目标应该以利润或货币等一般化形式来确定，而不应该以特定的实物产出来建立。让企业各自地为它们所需要的资源而竞争，让价格在平衡供求的水平上得到确定。　　　　
　　我已经提到了：取代广泛地利用自由市场的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法的主要缺陷，将出现在革新、变动及进步领域，正如在美国，在近些年的代价下我们不断地懂得的那样。不幸地是，或者说有幸地是（这取决于你的看法），在那一领域中，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替代物，从而允许私人市场真正地繁荣起来。　　　　
　　最后，当我研究各国——不论是完全资本主义的还是混合式的，还是主要地是集体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实践时，给我以很深印象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在言辞与真实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差异。关于在集体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因素的设想、通常只是口头上的。　　　　
　　正如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在两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向铺成的。”或者，如果我使用我最喜爱的摘录之一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正如来自于耐莫尔的一位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于　　　　
　　1790年所指出的那样（我要补充的是这位议员的名字叫皮埃尔·S·杜邦）：　　　　
　　先生们，尖刻的讨论很容易将人们引导到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上去；即假定别人的动机不良。在动机问题上宽宏大量是非常有必要的；应该相信人们的本意都是好的，而且的确是这样。不高明的逻辑学家不自觉地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有意地去干的还要多。　　　　
　　版权说明；　1981年，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协会，华盛顿D·C·．最初是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G·沃伦·纳特演讲而公诸于众的．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4．商业的社会责任　　　　
　　　当我听到商人们在雄辩地谈到“自由企业制度中商业的社会责任”时，我不禁想起了关于一位法国人的绝妙的事情。他在70岁时发现他一生都在发表着无聊的议论。商人们相信：当他们宣称商业并非“仅仅”与利润有关，而且还关系到促进合意的“社会”结果时，当他们宣称商业有着“社会良心”，且认真地担负着它的提供就业、消除歧视，防止污染及其它任何可以是当代改革者的时髦口号的责任时，他们是在捍卫自由企业。但事实上，他们是在——如果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认真地看待这些责任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宣扬纯粹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