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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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些思路发掘下去，我们（特别是E·S·费尔普斯及我本人）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对名义总需求方面的意外变动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加以区分的一种假说。例如：从某种稳定的初始位置出发，假定出现了一种名义总需求的意外膨胀。这在每一生产者看来意味着对其产品的需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好势头。在变化总是发生在对各种产品的相对需求方面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知道这一变化是为他所独有的呢，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该生产者来说，将这一变化至少部分地看作是为他所独有的，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才是明智的。方法是力求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以这样一种价格而出售，即这种价格在他看来将高于将来产品的预期市场价格。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他将愿意支付较高的名义工资。这将高于以前他所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他所关心的实际工资是以他的产品的价格表示的那种工资，而他预计地的产品的价格将高于以前。所以，在他看来，一较高的名义工资却意味着一较低的实际工资。
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却不同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工资的购买力，但这一购买力不是对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而言的，而是对一般说来的所有产品而言的。不论是工人还是他们的雇主，他们对其关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预计所作的调整都较为缓慢，慢于他们对其关于他们所生产的那种特殊产品的价格的预计所作的调整，原因在于获得有关一般价格水平的信息所需的耗费较大。这样一来，名义工资的提高可能会被工人看作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并进一步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与此同时，名义工资的提高在雇主看来却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并进一步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若以各种预计的将来价格的平均值来表示实际工资，则实际工资是下降了；但若以所预计的将来平均价格来表示实际工资，例实际工资是提高了。
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假定名义总需求及价格水平的较高增长率得以继续，且各种预期都将经过调整而与现实相一致。在新的情况下，这种初始影响将会消失，而且当工人及雇主发现他们业已陷入不适当的契约的桎梏之中时，情况甚至会逆转。最终，就业将回复到名义总需求的这一假定的、意外的激增发生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那一水平上去。
图19·2描述了这另外的一种假说。同图19·1中的曲线一样，图19·2中的每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也都是菲利普斯曲线。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或日预计通货膨胀率而言的；这里的通货膨胀率指的是价格变动的预期平均比率，而不是单个价格变动的各种预期比率的平均值（对于后一种概念。曲线的次序则相反）。从点E出发，假定通货膨胀率从A变化到B（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并保持在B的水平上。这时，失业水平将沿着与预期通货地胀率A=（1/P）（dP/dt）相对应的那一曲线而移动，下降到UL，即点F。随着预期的调整，这一短期曲线将向上移动，最终达到与预期通货膨胀率B相对应的那一曲线。同时，失业水平将逐渐地由F移动到G（更充分的论证请看《价格理论》一书）。
当然，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化了。它只假设以一种意外变动，然而毫无疑问，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意外变动；它没有明确地涉及时滞问题，或超前问题；也没有涉及预期形成的过程问题。但它确实着重说明了下述关键问题：重要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UN），它与实际的力量及准确的预计相一致；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唯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
“自然失业率”是我所引入的、旨在与K·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相对应的一个称谓。它不是一个数值常数。相反，它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竞争或垄断程度，阻碍或促进到各种职业部门去工作的因素，等等。
例如，出于以下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一直明显地上升：第一，妇女、青少年及非全日制工人在劳动大军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加。与其他工人相比，这些人在就业方面有着较大的流动性：更为经常地进出劳动力市场，并更为频繁地转换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将趋于经历较高的平均失业率。第二，更多行业的工人业已有机会享受到失业保险及其它形式的对非就业人员的援助，而且不论在期限上还是在数额上这些援助都更为宽大。所以，失去工作的工人现在所面临的寻找其它工作的压力较小，他们将趋于更长久地等待，希望能被招回到原先的就业岗位上去（这种愿望通常能得到实现），而且对于他们所考虑的各种就业机会可能会更为挑剔。再者，失业保险之可得性使得下述作法更具有吸引力：不管怎样，先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再说。所以，失业保险可能刺激了业已出现了的劳动力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
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其它国家来说。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问题都还有待于作更为细致的分析。此外，所记载的失业数字的含义，及这些数字记载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我目前的有限目的来说，它们却是一些枝节性的问题。
就业状况与一经济的效率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属于另外一个话题。虽然这一问题对于公共政策也有着根本重要的意义，但在我目前的讨论中仍不占主要地位。有一种倾向认为：记录中的高水平失业必然地是资源非有效使用的证据，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了。低水平的失业率也可能是一种强制征集经济的象征，这种经济低效率地使用其资源，并诱使工人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如闲暇时间珍贵的产品而牺牲他们的闲暇时间，同时使工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实际工资将比真正的要高。此外，一低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些机构安排：这些机构安排限制了变动的产生。一高度静止的、僵化的经济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固定的工作场所，而一动态的、极为进步的经济（这种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不断变换的机会，并促进了灵活性），却可能面临着高水平的自然失业率。为了说明相同的自然失业率如何可能与截然不同的情况相对应。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950至1970期间内，日本与英国都有着低水平的平均失业率，但日本所经历的是高速增长，而英国所经历的却是停滞。
这种‘自然失业率假说”，或曰”加速主义假说”，或曰“预期调整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这是人们对它的各种命名），到目前为止，业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接受（尽管这种接受决不是毫无异议的）。但一些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更多的人虽然认识到了短期曲线与长期曲线之间的差别，但他们甚至认为长期曲线也有负斜率（尽管长期曲线比短期曲线更陡）；有些人以通货膨胀之加速度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来替代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他们认识到了（但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他们引导到二阶导数上来的这种逻辑推理，同样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到更高阶的导数上来。
目前的许多研究都在致力于探讨这个第二阶段的各个方面：该过程的动态研究，预期的形成，能够对实际变量产生可预测的影响的系统性政策（如果有的话）的种类。我们可以期望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取得迅速的进展．（在“合理预期”方面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特殊的提及，特别是约翰·马司，罗伯特·卢卡斯，及马斯·萨金特等人的创造性贡献。）
IV．第三阶段：斜率为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尽管对这第二阶段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穷尽，更不用说将这些研究成果完全地吸收到经济著作中来，但事物的发展却已经产生了向第三阶段的迈进。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常伴随着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失业率；对于为期几年的时期来说则尤为如此。这类时期的简单的、统计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正，而不是呈垂直状态。第三阶段正是以容纳这种明显的实证现象为宗旨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将经济经历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包括到该分析中来。至少不应将某些政治现象当作独立变量来对待——用计量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当作外生变量——而是必须将这些现象本身视为由经济事件所决定，当作内生变量。第二阶段深受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理论的两大发展的影响——一个是由乔治·斯蒂格勒率先倡导的不完善信息之分析，及获得信息之成本的分析；另一个是由加里·贝克尔率先倡导的在劳动力合同形式的决定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分析。我相信：第三阶段将深受第三个重大理论发展的影响——即经济分析在政治行为中的应用分析。在该项分析领域中，肯尼思·阿罗，邓肯·布莱克，安东尼。唐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此外还有斯蒂格勒及贝克尔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明显的正比关系，一直是政府政策制订者极为关注的根源。下面我引证一段英国首相卡拉汉最近发表的一篇讲话：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就可以找到走出萧条的途径，并增加就业。让我坦率地对你们说，这种交替办法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这种交替办法确实曾存在过，它也只能是通过向经济当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来发生作用，而这种注入又伴随着更高水平的失业。以作为下一项措施……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加拿大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北美），一直伴随着测得失业率的提高。”
这些表述都非同寻常。正如它们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在整个战后时期当中几乎为每一西方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
某些证据
表19·1及图19·3、19·4给出了过去20年中的一些更为系统的证据。这些图表反映了过去20年中7个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根据表19·1中给出的5年平均数，我们发现：在头两个5年期间（1956－1960，1961－196O，这 7个国家当中有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水平呈相反方向变动——即人们所期望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在第二个5年及第三个5年期间（1961－1965， 1966—1970），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 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在最后两个5年期间内（1966－1970，1970一1975），这7个国家当中仅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相反方向变动。而且，即使唯一的这一例外情况——意大利——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例外。的确，尽管通货膨胀率在1971－1975期间内比前5年提高了3倍以上，而在1971—1975期间内失业水平却平均略低于前5年的水平，但自1973年以后，通货膨胀与失业都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图19·3中所描绘的所有这7个国家的平均值，更为清楚地反映了正斜率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向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转化。在头两个5年期间内，这两条曲线是相反方向变动；而从那。以后，这两条曲线则同方向变动．
图19·4中的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虽更为复杂，但内容类似。早些年间，价格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多样：从意大利形式的基本没有关系，到英国与美国式的相当明确的年际间的反比关系。然而近些年来，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中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同时显著增长的情况（尽管对于日本来说，与其它国家的情况相比，其失业水平的上涨相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涨要小得多，它反映了失业水平在日本的不同机构郊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只有瑞典和意大利未能与一般模式相一致。
当然，这些数据至多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拥有7组独立的资料体系。共同的国际因素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数目的成倍增加并不能使证据的数量同比例地增加。特别地，石油危机同时冲击了所有这7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