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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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常规，或者说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但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或者随便你称呼的这种东西，决非等闲之辈。相反，一种共同货币的社会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在极端的煽动之下人们仍将固守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俱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毫无疑问，货币发行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益部分地来自于此，从而搞通货膨胀的动因也都分地来自于此。但是，这种明知不符合实际但习惯上仍然采用的东西也决不是坚不可摧的：这种绿色纸张的数量的极端变动——正如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或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生的情况一样——或者这种绿色纸张的数量的温和变动加之法律上与实际上对名义价格所作的最高限制——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情况一样——将使以前作为货币而发挥作用的这种纸张一文不值，并促使人们去寻求替代物：如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它们曾一度成为交换媒介。
货币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们一的能力，人们的勤奋与才智，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他们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阐述的那样：
简单说来，在一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不存在任何在本质上比货币更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然而货币作为一种节省时间与劳动的发明物所具有的性质不包括在内。它是一种使将要进行的事物更快、更为方便地进行的机器——尽管当不存在货币时将要进行的事物将进行得较慢、且较为不方便；而且同许多其它种机器一样，当货币这架机器失调时，它仅产生出它自己的、独特的、独立的影响。
完全正确。然而，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物，当其出现差错时，它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否则的话，还可能存在某些误解。
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决定他的财富中他将以货币形式而持有份份额；然而，为所有的人可以持有的货币总量，却非作为一个总体的所有货币特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银行都认为它可以决定：它的资产当中的多少份额将以现金及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的形式而持有，以满足法定准备要求并符合预防的目的。然而，为所有的银行所能持有的货币总量却非所有银行总体所能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银行的现金得到了增加，那么，借此它可以获得至多与这一增量相等的其它非现金资产；然而，如果所有的银行共同地得到了一个现金增量，那么，该银行系统可以借此而得到与这一增量的倍数相等的其它资产。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表象的这种欺骗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以美钞表示的黄金价格会随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天天发生波动；但是，但当战争局势影响到外国人持有美钞或以美钞表示的有价证券的意愿时，战争的局势才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波动所借以发生的水平。这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棉花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发行货币以为战争筹集资金时北方内部价格的上涨。
为促进硬币支付的恢复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提高美元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价值——与弗兰克林·D·罗斯福为达到完全相反的目的，即降低美元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价值——而采取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财政部都从国外购买黄金。新政经济学是正确的，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所以，在美钞期间内这同一方法的采用意味着：从国外购入黄金的机械影响，使得硬币支付的恢复更为困难，而不是更为容易。
尽管在接近15年的时间里硬币支付的恢复是一项主要的政治问题，但硬币支付之恢复的成功取得，却很少归功于在此名目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鉴于扩大美钞发行的压力，所以，政府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强力货币的少量减少——我们承认，在纯粹的政治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成就。硬币支付之恢复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尽管存在着货币存量的温和上涨，但产量的迅速增长使价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硬币支付之恢复具有最大影响的政府措施，不是这些明显的货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量迅速增长的失职与委托行为（act
of omission and mission）。
“健全货币”势力对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导致货币存量的不适当的迅速扩张，从而酿成价格膨胀。财政部所进行的有限的白银购买成了人们叹惜的对象。原因在于：据认为，这些购买不适当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了将由无限制的购买而引发的那种通货膨胀的先兆。事实上，即使金本位没有被废除，由这场白银骚动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在于：它加重了货币存量之过低增长率，从而产生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位的担心减少了资本的流入，而在不存在这种担心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入将较大；同时，这种担心又促进了资本的出逃。依次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较低，低于在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条件下，在为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制订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需要的水平。
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最高潮。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之所以成为最高潮，并不是因为布赖恩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健全货币”的拥护者以其理由说服了银币消自由铸造政策的拥护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实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一有效工具正是布赖恩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而获得的。
1907年的银行恐慌产生了明显的、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这次恐慌的最后措施——即银行关于存款对现金的可转换性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它使许多优良的银行免于作为大规模歇斯底里症的牺牲品而坠入洪流。而且，以短暂但严重的困难为代价，它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高涨。
最终制定的改革措施——联邦储备系统、其目的是防止将来发生任何此类恐慌或任何此类的转换限制，事实上并没能阻止住1930－1933期间发生的干1933年3月的银行假日而终止的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恐慌、最严厉的转换限制及银行系统的崩溃。意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这同一项改革，30几年来，一直伴随着货币存量方面的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其不稳定程度之高居我们的数据所及的、联邦储备系统之前的任何经历之首，而且，也许还居整个美国历史当中的任何经历之首（仅革命战争时期除外）。
股票市场之繁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之阴影，导致了这样一种广为存在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而1929－1933期间的价格暴跌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事实上，如果要说的话，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代：从
1923年到 1929年——对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加以出轨并从而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价格以年1％ 的速度下降，而货币存量以年4％
的年际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这年4％ 的增长率大致上是为满足产量扩大的需要所要求的增长速度。1927－1929期间的商业周期扩张，是自
1891—1893期间以来首次出现的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扩张期间内，批发价格发生了下降的情况（即使只是少量的下降），而从这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
从1929到1933期间的货币暴跌，并不是在以前所发生过的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是这些年份中所实行的那些政策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在1929—1933这些年份当中，可以用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的各种政策都是可以实行的。尽管联邦储备系统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松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项极端的紧货币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强烈地赞同松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了迅速的货币扩张，这主要地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黄金价格的上涨，二是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后者促进了资本的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并不归因于除黄金价格的上涨以外的任何其它的货币行动。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随的某些其它措施——特别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妨害了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当中联邦储备系统所采取的一项主要的货币行动，是于1936及1937年在新获得的权力之下，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并不打算带来显著的同期通货紧缩影响；它主要地是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而被采用的；联邦储备系统使它自己满意于这样一种状态；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财政部的黄金冻结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这一行动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影响。
2O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法案，是在这样一种表面目标下进行的：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而主要地却是为了援助白银矿工。该项法案在1933到1960期间内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白银矿工得到一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永远没有实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法案却着实地使中国遭受了好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使墨西哥暂时地脱离了银本位，并且必须将其看作是在经济上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曾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联邦储备系统准备迎接这一可能性并欢迎债券支持计划，这是因为该系统认为债券支持计划将与战后所要求的松货币政策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赫然出现，成为较大的危险，而且，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增加的推动下，联邦储备系统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了。人们曾广泛地认为：货币数量所具有的经济重要性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使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情况）的手段，行长期利率保持较低依次地又将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否则的话，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充分的。松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通货膨胀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当松货币政策被放弃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以终止。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货币在经济事物中作用的健康一面的恢复。
与在前3/4世纪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照，在几乎整个战后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一上升的很大部分明显地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一上升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致于我们不能单单以此作为解释。人们已经提出了无数的说明：从货币替代物之更为广泛的可得性与更为优良的质量，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了某种作用，但是，超出对战时下降所作出的反应之外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主要地是由整个公众对经济稳定信心之增强所产生的。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长期的下降趋势将得以恢复。但是，我们与这些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仍然过密，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肯定这些表面现象在哪些方面具有欺骗性。在对这种种解释加以最后的评判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等待实践去揭示真相。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确定无疑的：货币的历史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贮存意外之事——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在危难关头将予以忽略的那些意外之事。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