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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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胡锦涛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宋平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宋平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
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前几年，宋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的夫人陈舜瑶同志打电话问我：宋平同志与我一起飞往延安的那天是几号？我这才仔细回忆了一下，终于记起来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她。到延安，李克农同志和夫人赵大姐在机场接我。我到延安人地两生，一见李克农同志特别高兴。从北平出来时我带了一包好茶叶，这时赶紧给了赵大姐。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里是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先回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条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住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观察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她在北平的时候，为去解放区，找我安排过交通工具，所以认识。她来看过我，我也去看过她一次。马海德、苏菲夫妇住的房子和我们在一排。还有个美国人李敦白，当时在延安解放报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机场看热闹，还上了飞机，见过我。以后他就老到我们王家坪来串门聊天，还给我写过诗。由于我刚从北平来到延安，有关同志领我这里那里看看，参观了托儿所什么的。当时延安的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杨尚昆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优待知识分子吧！后来从瓦窑堡回来，我就主动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要进攻延安，要我们疏散到瓦窑堡。所以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来天，就匆匆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在这里，随时接触到当地的老乡。我们很注意群众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像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朴朴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们翻译组的负责人。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