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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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页。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1）
身处旋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
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
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
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他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2）
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斗争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
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
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1）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195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2）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
“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