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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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师大附中，她也在那里学习过。在上海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多数是小范围碰头、议论。少奇从北京出来时，病没有完全好，旅途上一累，就又发烧了。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报告少奇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让少奇同志休息。这样，开小会少奇同志就没参加，只出席了几次全体会议。我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会上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少奇同志说过“死无对证”这样的话。会议到12月15日结束，开了一个星期。
访问巴基斯坦黄峥：光美同志，1966年春，少奇同志和您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请您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王光美：那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一股歪风，一些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我们党和国家对这股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作为一系列斗争中的一环，就是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主要陪同人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经同这几个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访问的时间定在1966年3、4月间。少奇同志上次出访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我是同他一起去的。后来他又访问朝鲜，我没去。1966年春，我还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少奇同志提出这次我就不要陪同出访了。1966年2月下旬，我从定兴县“四清”点上给少奇捎去一封信，谈了“四清”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叮嘱他千万注意身体。年初少奇刚刚害了一场大病，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很不放心。3月1日，少奇给我写来一封回信，其中讲了关于出国的事，说：“3月下旬，我可能要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访问。我想这一次你可以不必同我去了。女同志出国，比较地更麻烦一些。至今还没有同志提出要你同我出国。你不去比较好。如有同志提出你是否要去，我也可提出你可不去。此事，在你回家时还可谈一谈。”他知道我牵挂他的身体，在信的最后说：“我现身体还好。你走后，没有什么变化。家中的人都好，你可放心。3月上旬或中旬，你可回家一次。望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弄上某种慢性病，这对你对工作都是不利的。余不多说，祝你工作顺利！”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在给我的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1978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作了高度评价。听说在讨论中对“唯一”两个字还颇有一番争议。这使我想起了少奇同志1966年3月在给我的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966年3月初，少奇同志让中央办公厅正式告诉外交部：这次光美同志可以不出国。这事汇报到陈毅同志那里，陈老总坚持要我去。他的理由是，上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中国访问，是我参加接待和陪同的，这次王后已经表示要亲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陈老总说，如果我这次不去，将来要单独回访，那样更麻烦。这样，外交部正式通知我回京，准备出访。由于回来得晚了，准备工作很匆忙。预定出国启程的日子是3月22日。3月18日至20日，少奇同志又去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没有同他一起去，在家收拾东西。少奇从杭州回来，只隔了一天，好多东西还来不及准备，就出发了。这次出访是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的正式访问，加上当时的国际背景，在礼仪方面安排十分隆重。黄峥：我查了当时的报纸，出访的送行仪式是高规格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在陪同出访的人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还有四位副部长。王光美：是的。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一行先到新疆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出访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3月26日，我们的专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那时巴基斯坦正准备将首都迁到伊斯兰堡，但我们去的时候政府还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同我国有着传统友谊，主人接待很隆重，规格很高，群众也非常热情友好。许多活动都是阿尤布·汗总统亲自出面和陪同。主要陪同官员是外交部长布托。布托出身大地主家庭，但他比较开明，当家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个人多才多艺，会画画，还给我画了素描。3月26、27日，少奇同志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了两次。这中间除了正式宴会外，还有一次小型宴会，值得说一说。出席这次小型宴会的，对方就是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两个人，我方是少奇同志和陈毅副总理，加上我和张茜同志，翻译是过家鼎同志。宴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没让摄影师和记者进来。双方在谈话中涉及了美国和中美关系。少奇同志说：“只要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也就会变。”这是一句很要紧的话，因为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少奇说这个话，过家鼎不敢翻译，转过头来看我。他是怕弄错了。我说照翻，过家鼎这才翻了。政治家在外交上说的任何话，都和政治战略有关。当时中美两国一方面对立，一方面也在通过双方驻波兰大使等渠道接触。美国的两任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还曾通过有关渠道，向少奇同志赠送过签名的《美国年鉴》。少奇同志在出访以前去过毛主席那儿。是不是当时中央对中美关系有什么考虑，这个我不敢说。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2）
第二天，安排我们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和博物馆，阿尤布·汗总统亲自陪同。这天给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比较高级的防弹保险轿车，玻璃窗很大，向外看得很清楚。上车前，阿尤布·汗总统看似顺便地对我说：“这个车是特意从美国运来的，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交给巴方接待刘主席用的。”这就又跟中美关系联系上了。当时少奇和我都没说什么。
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黄峥：后来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正是通过巴基斯坦牵线搭桥的。1971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互传口信。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也是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从那里秘密过来的。王光美：是的，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1966年3月28日，我们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少奇同志在那里种了一棵友谊树。当天下午，我们在布托外长的陪同下，去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访问。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著名城市。我们在这里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那天我们的飞机刚着陆，就看见大片的欢迎人群。我们一下飞机，人群就蜂拥上来，非常拥挤。西巴基斯坦省督戴着那种总督帽子，本来跟我们在一块儿，可一下子就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见了。我们被挤在中间，接我们的汽车过不来。当地的有关人员赶紧把我们抢下来，好不容易将我们弄上了汽车。在机场去省督府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两边的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冲出保安人员守护的警戒线，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红红绿绿的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这样的场面，可能连当局也没有估计到。陪同我们的布托外长非常紧张，直怕出事。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走走停停。车队通过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热情？因为巴基斯坦、印度两国经常闹磨擦，拉合尔靠近印度边境，受影响比较大。在不久前的一次磨擦中，我国支持了巴基斯坦。老百姓对中国客人特别有好感，欢迎群众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没组织的，热情都有点控制不住。我们在拉合尔作了一些参观访问，出席了各种官方、民间的活动。整个气氛一直非常热情友好。3月30日，我们离开拉合尔到巴基斯坦的另一个城市卡拉奇访问。31日从卡拉奇回国到新疆和田。这次出访的下一个国家是阿富汗。为什么不从巴基斯坦直接去呢？当时国际上有个讲究，正式访问要从本国出发，否则就算是顺访。我国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礼节上对这些周边小国非常注意。我们回国后再去阿富汗，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刘少奇、王光美访问缅甸。4月4日，我们从新疆和田前往阿富汗，到达喀布尔。国王和王后到机场迎接。后来的参观活动也都是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当时这里比较冷，幸亏我穿了件羊羔皮的衣服。阿富汗相对来说比较穷。我们住在王宫里，休息时仍有响声。访问期间，为主宾安排的饭菜比较正规，工作人员的伙食就不大好。我们4月8日从喀布尔回国，到乌鲁木齐，11日到昆明。4月15日，我们离开昆明到东巴基斯坦访问，抵达首府达卡。阿尤布·汗总统专程从西巴基斯坦赶来迎接。当地的接待也是非常热情，尽管听说他们遭受了水灾。东巴基斯坦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当时还没有独立。
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停留了一天，4月17日离开达卡前往缅甸访问。这次去缅甸是顺访，时间比较短，4月19日我们就回国了。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3）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王光美：我们4月19日离开缅甸仰光回国，当天到达云南昆明。省里安排我们住在震庄宾馆，和陈老总在一个大院。听说这里原来是龙云的公馆。本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想在云南停留几天，休息一下，顺便对云南作些考察。云南是个边远省份，平时来一趟不容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在接我们时，曾讲到云南实行半工半读的情况。少奇同志很感兴趣，想看一看。这时，北京有飞机来，中央办公厅送来一些文件。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关于批评彭真同志的材料。我们出国前，没有要处理彭真同
志的迹象，所以，少奇同志看了这份材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黄峥：在少奇同志和您出访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1966年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彭真同志和他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主席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同志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上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少奇同志出访回国的时候，《通知》已经起草出来了，毛主席亲自对这个文件改了好几次。王光美：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回到昆明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迅速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少奇同志在云南考察和休息的计划只得放弃。4月20日，我们出国的专机直接飞往上海。张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不去杭州，直接回了北京。我们到上海，杭州方面已经派来了火车专列。少奇、陈毅同志和我都上了专列直奔杭州。来接我们的这部专列，看得出来是仓促调用了毛主席的专列。里面的厕所是主席习惯用的蹲坑，因为时间紧来不及搞卫生，好多地方没有清扫。我们从缅甸带回来一些热带水果。在去杭州的火车上，我交待卫士贾兰勋同志，要他把这些水果分一分，给主席、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各送一份，并嘱咐他给彭真同志送去一份。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同志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同志夫人严慰冰同志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