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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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ǜ妫噶朔峙渲贫取⑸舷录豆叵怠⒒ǖ母瞎さ」ぁ⑺奚嵛侍狻⑸侍狻⒊鞘薪ㄉ琛⑹止ひ档耐镜尽⑶诠ぜ笱А⒏刹孔鞣纭⒌燃吨贫鹊�11个问题。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这些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一行在3月29日离开衡阳到达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和调查组对广东的一些部门和地方作了调查。这期间，随行调查组把少奇同志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3月31日，少奇在广州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审定。文章定稿后，少奇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将这篇文章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4月10日，少奇在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座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好不好？一开始群众就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的。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必须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专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从北京到广州，沿途停下来调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时间将近两个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4月11日，我们的火车沿京广铁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机场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看望了宋庆龄。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结果，是这次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
1959年庐山会议
黄峥：光美同志，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又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您陪少奇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出席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这两个会议，就是人们常说的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我也从中了解到不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准备到武汉后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邓小平同志因为摔了一跤伤了
腿，在家休养没有上庐山。从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专列停车，我们常看到站上堆放着一堆堆碎铁。夜间，有时看到铁路两旁火光冲天，原来是在大炼钢铁。人们把大树锯成段，再将树段烧成焦炭，然后用它炼铁。有次看到大路上运树段的推车排成长龙。我不懂炼铁方面的技术，但也看出这样做是胡来。专列停站时，有时候少奇和我下车散步。彭老总有时也下来散步。我们在一个车站看见堆着一大堆废铁，仔细一看，好多是铁锅砸碎后的铁片，是为大炼钢铁用的。彭总看了很生气，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我听了不敢说话。到了武汉，少奇和我住在武昌，离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这之前他刚去湖南视察了一圈。到武汉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长江里的船上碰头开会，开完会愿游泳的在长江游泳。主席嘱咐让我也一起去，邀请我和他一起游长江。我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叫上我。我记得这天在船上参加开会的有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总，还有李井泉、柯庆施等，好像田家英也在。这条船的船舷上安了个扶梯，是特意为主席游泳设的。在游泳前的交谈中，我对主席说了在路上看见一堆废铁的事。我还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听话，家里的铁锅领导叫砸了就砸了，意思是说老百姓连这样的瞎指挥都能容忍。平时我老觉得主席对领导同志严，对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宽容，所以在主席面前说话比较随便。我后来有点后悔，不应该对主席说这样的话，使他听了不高兴。在船上开完会，主席就下水游泳了。少奇因为正犯肩周炎，不能游。我下去游了。毛主席鼓励我说：“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游了一会就上岸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因为不熟悉当地部队安排的这个地方，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脚扭了。当晚在住的地方有晚会，还有跳舞，主席也来了。我因为扭了脚，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后来在庐山，爬山时我就拄着拐棍。有一张照片，少奇、我和一些工作人员登庐山，少奇和其他人都表现得很轻松，就我扶了根拐棍。刘少奇、王光美在庐山（1959年7月）。6月30日晚上，有关部门安排毛主席、少奇同志乘同一条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主席住了大的，少奇和我住在小的那间。因为是夜航，所以一上船就睡了。一觉醒来，船已经到了九江。一问，说主席已经上岸了，我们也就抓紧时间登车上山。上山后，有关部门安排我们住在一幢小洋楼里，据说它原来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黄峥：毛主席为会议出了19个题目：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任务；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会议的头一段，就是围绕这19个问题分组讨论。王光美：分组讨论是按6个大区。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到小组参加讨论，少奇是到中南小组。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少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到庐山养病。30多年过去了，好多地方他不认识了，所以他也想到处看看。一天少奇提出要到庐山顶上看看长江、鄱阳湖，我们就陪他上去了。我们上去的路上，碰见毛主席正从上面下来。主席远远看见我拄个拐棍，就喊了一声，好像是问我腿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后来又在另一些场合几次碰见主席。当时我感觉主席情绪很好。他还说这次是开一个“神仙会”。我觉得，庐山会议前半段的情况确实是不错的。不光气氛轻松，而且大家都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准备形成文件贯彻下去。照这个势头，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会议。可惜中途逆转了。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因为是写给毛主席一个人的么！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印发。大家这才知道彭总给主席写了封信。彭总的信发到少奇同志这里的时候，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挺高兴，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称赞彭总敢于提意见。刘秘书还跑来把他们议论的情况和我说了。我同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很融洽，平时他们有什么意见都愿意同我讲。会议开始转入讨论彭总的信。在讨论会上，少奇同志没有对彭总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我让警卫员扶着他下山，进会场。少奇开完会回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