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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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写好政治报告，少奇决定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少奇同志要一波同志为他组织这项工作。汇报座谈会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前后听取了30多个部门汇报，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来汇报的都是各部的部长、副部长，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不时插话，讲一些意见，其中提到了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关系。有时会上针对某个问题作些讨论。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边听边记录，3个月下来一共记了十几个笔记本。那时我们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甲楼，汇报座谈会一般都在我们家一楼的会议室举行，我作为秘书大部分都参加了。少奇同志开会时抽烟比较多。那个年代部长们抽烟的也不少。会议室里整天烟雾弥漫，我就只好被动吸烟了，实际吸入的烟尘可能比他们少不了多少。本来是少奇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召集汇报，没有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进行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从外地回来了。有一天薄一波同志去毛主席那里，偶然说起这件事。主席就说这个办法好，要一波同志也为他组织一下各部门的汇报。这样，毛主席从1956年2月中旬到3月底，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开头几次，少奇同志也参加了，后来因为有些部门少奇同志已经听过，再听就重复了，所以就在两个地方分别召开。黄峥：这次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对中国国情所作的一次宏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这些座谈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毛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概括大家的意见，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王光美：是这样。关于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薄老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他是当事人，讲得很清楚。后来又有一个反冒进问题。当时出现经济过热，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周恩来总理1956年2月首先提出要注意急躁苗头，5月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会上确定了一个方针：经济方面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少奇当场交待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后来社论稿写出来了，题目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稿先由胡乔木同志作了修改，接着少奇同志也动手作了修改。少奇改完后批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说“不看了”。在反冒进问题上，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陈云同志等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是一致的。这篇社论发表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今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经济建设方针，贯彻了《论十大关系》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期间，少奇同志全力以赴，工作十分紧张。先是在北京，夏天到来时转移到北戴河。我陪他去北戴河了，在那里将近一个月。少奇差不多每天都关在房间里写，修改起草班子送来的初稿。那段时间要他吃饭特别困难，常常要叫几次，他才能停下手中的笔。
中共八大前后（2）
在起草过程中，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经常联系，紧密配合，改好一部分就给主席送去。最后的稿子经主席审阅同意，才正式定稿。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在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少奇同志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作《政治报告》。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八大是9月27日闭幕的。闭幕式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
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决议》还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是毛主席在9月26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大会的。八大闭幕的第二天，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黄峥：最初党内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时候，曾设想党中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新党章草案的初稿就是这样写的，并拟由毛泽东同志任中央主席，少奇同志任中央副主席。少奇同志不同意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议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党的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为“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主席在七届七中全会上专门对这个修改的过程作了说明。这样，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就是原来的五位党中央书记担任了主席、副主席。五位中央书记是1945年党的七大选出的，当时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950年任弼时同志因病逝世后，陈云同志也担任中央书记。王光美：是这样。开完八大，正好接上国庆节。所以195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是新的一届党中央领导人了。这期间有一件事，我说一下供参考。八大闭幕那天，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天的大会各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了，其中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一般这样的会议，在主席台和贵宾席的小桌上都摆放有便笺和铅笔，便于出席者随手作一些记录。这天大会散会后，工作人员清理现场，发现米高扬座位的便笺上写了一些字，是用俄文写的。不知道他是觉得无用而没有带走，还是有意留在座位上？工作人员就把这个纸条交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当时来不及处理，就放在包里带回了家。我在为他整理文件时，见到这个纸条便笺，就去问他。少奇简单讲了一下来源。据后来翻译，米高扬写的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估计他是听了师哲现场翻译《决议》后写下的。当时我们党对苏共领导人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少奇同志特意把这个纸条便笺拿去给毛主席看。他俩是怎么谈的？毛主席有什么意见？这些我都不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亭亭（195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
少奇1956年访问苏联
黄峥：党的八大以后，国内各方面的形势很好，但国际上却发生了一些问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群众罢工和骚乱，10月份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发生更大规模的群众骚乱。1956年10月少奇同志应邀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请光美同志介绍一下那次出访的情况。王光美：1956年那次去苏联是为了波匈事件，是秘密访问。先是波兰发生动乱。苏联共产党那时是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还
提出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是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中央紧急开会讨论后，决定由少奇率代表团前往。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56年10月23日上午，少奇他们乘专机启程，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因为这是党际往来，夫人都不随行。赫鲁晓夫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少奇一行到了住地还没有安顿下来，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少奇介绍情况，表现很紧张。这中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形势非常复杂。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多次会谈，一直到10月31日晚少奇他们动身回国，到了莫斯科机场，在飞机起飞前还在谈。11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少奇连夜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汇报会开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少奇才回家。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提出，讲了多次。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出现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里面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中央这段时间经常接到各省发来的电报，反映这类问题。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黄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王光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感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少奇决定带一个调查组，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要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教育部各抽调一二位同志，组成调查组，随他一起下去。为什么要这几个部门派人呢？因为当时这几个部门工作范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比较集中。确定参加调查组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和我。出发前，少奇在火车上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者，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黄峥：1951年，少奇同志在读了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这个概念，并且说：“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页）这以后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和关注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