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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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2年隔了13年了。这次大会要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定新的路线，还要更改党的名称。这时它的正式名称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
简称联共（布），十九大上要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少奇，成员有陈毅、饶漱石、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代表团里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等几位同志当时身体有病，都想趁此机会到苏联治治病，提出把夫人带去以便照顾。我们建国不久，医疗条件不如苏联。要治病，当然最好是夫人随行比较方便。这事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商量了。主席说：“这次夫人就都别去了，告诉光美也别去了。我上次去苏联也没让江青去。” 所以少奇同志决定夫人都不去。我也没有打算去。后来情况变了，主席又让我和朱仲丽同志去苏联。代表团9月30日乘专机出发，10月2日到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10月8日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10月14日苏共十九大闭幕。当时江青正在苏联治病休养。有一次她打电报回来，要帮她买一些礼品送给苏方的医生护士和接待人员。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请光美同志办。”我就找了叶子龙同志，和他一起商量，买了一些绣花衬衣之类的礼品，给江青捎去了。黄峥：光美同志，那时您同江青的关系怎样？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江青的？王光美：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主席夫人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但她不认识我。后来到了西柏坡，我和她才真正认识，有一些一般的来往。我听少奇讲过，毛主席向他介绍江青的时候说：江青大节好，身体不好。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建国后不久，江青回了趟山东老家，把她的姐姐接来了。她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她姐姐来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有段时间在西楼食堂吃饭。我对江青当然是很尊重的。她是主席夫人，资历又比我老。我觉得她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生平平时，江青在苏联休养。她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给我送过一些衣料。她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上她那儿去聊一聊，有时给我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有时让我陪她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她常看。有一次她留我吃饭，特别简单，菜就是一只螃蟹。反正她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不提意见。有好多事情江青挺精的。进北京以后，有时少奇想吃长山药、苦瓜之类的南方菜。这些东西当时北京没有。我是北方人，什么苦瓜？咱见都没见过。那时团中央的干部往南方出差多，有次我托冯文彬同志从南方买一些苦瓜回来。我想毛主席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主席家也送去了一些。江青很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供应站。黄峥：我们继续谈1952年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事。光美同志，后来您也去了苏联吧？王光美：少奇走后几天，我托人给他带去一封信。因为少奇胃不好，吃东西不容易吸收，我担心他到了苏联水土不服，吃不惯苏联的饭菜，写信主要是提醒他在外面注意身体。10月12日，他给我写来一封回信，说：“我们到此后，有几个人伤风，但我至今很好，体重增加约有两公斤，大概是因为此间的饭食较好。现大会很忙，每日开会8小时，不能做别的事，大概明后天大会即可开完。你写来的信收到。允斌已见到，他们很好。余不尽，祝你们平安！”收到他的回信，我也就放心了。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少奇病了。苏共十九大闭幕后，苏方为来宾安排了一些参观。有一天苏方安排中共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大学，看一个新落成的设备先进的教学楼。参观的人登上这个高楼，俯看学校全景。那时正是莫斯科的冬天，气候很冷。少奇、王稼祥同志上去后着了凉，回到住处就发烧，感冒了。苏方派了医生来治疗。一检查，发现少奇的血糖等指数不正常。稼祥同志战争年代受过伤，这下子也旧病复发了。代表团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毛主席10月19日给少奇回了封电报，说：“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这一天，少奇的老秘书吴振英同志拿着毛主席的电报，通知我去苏联。我一看，连忙抓紧时间做准备。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2）
我第一次去苏联王光美：这次我去苏联，各种手续都是朱仲丽同志办的，一路上也是她帮助我。她去过苏联，熟悉情况，又会说俄语。我们乘的是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莫斯科机场，是苏共联络部一位相当于处长的干部来接我们，好像姓谢尔巴克夫。他把我们送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我进去一看，少奇已经退烧，可以出来散散步。稼祥同志还没有完全退烧。苏共十九大闭幕后，斯大林曾亲自给少奇打电话，说他开完大会还有中央人事安排等许多重要事情，特别忙，要等几天才有时间同少奇会谈。少奇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带着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重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使斯大林对会谈的内容先有准备，10月20日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谈了一系列设想。10月24日、28日，斯大林把少奇等接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纪念日，相当于他们的国庆节。苏联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庆祝大会那天，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进莫斯科红场的证件，苏方派了两个警卫陪我们上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很长，人也特多。因为天气很冷，陪我们来的苏方警卫就说，我们可以先退。我说：“咱们看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没走，咱们也别走。”天气确实很冷。过了一会儿，我们见斯大林走了，就没等游行结束也回去了。少奇同斯大林会谈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越南、日本、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工作。这时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在莫斯科，谈的时候他也参加了。当时好像已经通知印尼共产党负责人艾地来莫斯科，可不知什么原因他迟迟未到。斯大林就要少奇等待，等艾地来了再谈。这样，少奇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休养一下，检查一下身体。他有多年的老胃病，参加革命以后东奔西跑一直没有好好治过，也想乘这个机会请苏联大夫帮助治治。这样，根据苏联方面的安排，我陪少奇于11月下旬去苏联南部黑海边的索契休养。在索契，我们住的是一所别墅，据说是伏罗希洛夫或是加里宁住的。别墅的设备和布置挺朴素的，不像克里姆林宫是金碧辉煌。别墅的门窗上都挂着垂到地的亚麻布帘子，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少奇在那里，每天就是看看书，散散步，有时到附近的地方参观参观。有一天我陪他去参观附近一个热带植物园，要爬山上去。少奇上山后看到一些生长特别快的植物品种，就念叨说这个我们可以引进种植。他人在国外，心里总是想着国内的事。苏方还安排我们坐船在黑海转了一圈，在船上可以望见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联大夫给少奇做了体检，结果弄清楚了，他多年的老胃病主要就是胃下垂。大夫建议改吃西餐，以便容易消化、增加营养。于是少奇在索契就开始吃西餐。休养所每天晚上给一杯奶油加樱桃。过了一段，少奇还真的胖了。那次还查出少奇的血糖有点高，所以后来我们不让他吃糖了。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同王光美到索契休养。
跟我们去索契当翻译的，是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有一张少奇和我在休养所长椅上的照片，就是林利照的。有一段时间江青也来黑海边休养，林利有时去为她当翻译。有一天江青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说了一些话。大约12月下旬的一天，忽然给少奇送来一份很机密的信件。打开一看，说是客人已到，速回莫斯科。少奇知道是艾地到了。于是我们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这样，少奇在莫斯科又和斯大林、艾地等谈了一次。当时对艾地的情况非常保密，少奇回来什么也没说。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我见到的斯大林身体还是挺好的。没想到才过了3个多月，他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在索契的时候，少奇给毛主席发过电报，报告休养情况。后来收到毛主席打来电报，说：“中央决定明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12月下旬或1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少奇和斯大林、艾地等谈完后，1953年1月7日，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我们回国是苏方派的专机。那时的飞机比较小，还不能直接飞北京，因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航线没有开通，要从苏联远东绕。第一站停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停在苏联内务部掌握的一个内部机场，我看到警卫很严。当地接待很热情，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了很多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出发，都已经上了飞机，可是驾驶员发觉发动机声音不正常，怕出事故，拒绝开。我们只好下来回到招待所。回去一看，原来摆着的那么多吃的东西全没有了，都给收起来了或者工作人员拿走了。我们一走一回中间隔了没多长时间。可见当时苏联东西还是很短缺。当然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是1月11日回到北京的。回来以后我们知道，少奇回北京，本来毛主席要到机场接，因为飞机在伊尔库存茨克耽搁，晚到了一天，打乱了安排，主席就没出来接。那天到机场迎接的领导同志很多，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薄一波、吴玉章等同志。我们到家已经是晚上了。少奇马上到主席那里汇报。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少奇4个小时以后才回家。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1）
王光美：我们从苏联回国的当天，毛主席同少奇同志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周总理。少奇说：“总理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国际都很有威望。”后来知道，主席这段时间对政府工作有些意见，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黄峥：少奇同志和您从苏联回来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国内举行了悼念活动
，好像少奇同志都没有参加。王光美：那是因为少奇同志正在医院里。3月初，少奇突然得了盲肠炎，要住院动手术。当时正是苏联发生所谓“医生暗害事件”，牵连到好几位高级医生、医学教授，怀疑他们在给领导人治病中有可疑情况，甚至可能有意下毒。少奇在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斯大林就曾亲自告诉少奇说：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医学专家，这个人有问题，和反革命暗害分子案件有牵连，苏方已电令这个人回国。后来知道，斯大林说的这个人叫诺瓦克，是一位医学教授，他是应邀到中国来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病的。不知怎么搞的他也牵进“医生暗害事件”中去了，被苏方派人押送回国。苏联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时间弄得很紧张，好像医生也不能完全信任了。少奇住进北京医院后，周恩来同志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讨论对少奇的治疗方案，把我也叫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敢说什么，只表示完全听中央安排。最后决定请北京友谊医院的苏联大夫、护士为少奇做手术，割盲肠。结果他们做的手术还真不如中国大夫，开刀后恢复很慢，伤口老淌水，不收口。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商量，决定这事先不告诉少奇，以便让他安心休养。所以北京悼念斯大林的各种活动，他也就没有参加，事实上也不能参加。从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