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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西域往事-第3部分

小说: 西域往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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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失所望,从而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根据十一条协议,也根据《施政纲要》的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底,南疆各县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参议员,还有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国民党就在这上头动起了歪脑筋,要借机搞安插,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权机构。民主选举面临严重局面。省联合政府没办法,只好向各地下派选举指导委员。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记得是11月份,我被推荐担任了一个很麻烦的职务——库车县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这里可以说一说,过去也写过材料的。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份吧,新疆省参议会,为了组建省联合政府,民主选举省政府领导,将各地的省参议会参议员,统统召集到乌鲁木齐开会。阿克苏专区这边,有19个参议员,库车只有色依提·阿合麦德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阿克苏专区的国民党军队叫65旅,是胡胜总指挥的。除了军权以外,这个人还掌握着阿克苏的行政大权。他通过成立所谓的“保安队”、“清剿异己分子小组”等,形成特务组织网络,监督三区革命骨干;又通过选举,把一批反动分子、保守分子选进了省参议会;为了拉拢喀什的参议员,在参议员途经阿克苏时,他以请客的名义,举行宴会,席上暗示和威胁参议员,一定选谁谁谁,给自己的人拉选票。这个人啊,很坏的。 
  参议员们到了库车,库车的国民党势力用威吓、欺骗等手段,要参议员们投他们指定的人选的票。他们还让阿克苏的参议员一路为他们做工作,就这样一路拉拢,一直拉到焉耆。焉耆的国民党势力也同阿克苏的参议员串通一气,企图拉拢参议员当中的阿訇,拉拢头面人物。这样,焉耆就成了第三关,成了为喀什参议员设下的第三个圈套。焉耆的纳斯尔大毛拉等人,还公开出面,手持《古兰经》发誓,用这个手段拉拢人心,玷污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搞反动宣传,使阿克苏和库车的一些宗教人士、头面人物的立场慢慢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的参议员不干了,决定离开阿克苏和焉耆的参议员,独自启程。他们到乌鲁木齐后,通过阿合麦提江·哈斯木,住进了三区参议员住的旅店。这时,绝大部分参议员希望按照和平协议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人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其他人员。可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其他各地来的参议员,将他们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旅店,对他们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得到他们青睐,对付三区参议员。 
  我们阿克苏参议员,被安排在城墙附近的一所旅店。这些代表,统一由阿克苏专员公署专员色依提·艾合买提霍加、副专员余俊聂负责。这个余俊聂是国民党65旅的政工人员,他的立场当然很清楚了。第二天在旅店开会,会上大家议论到拉拢喀什参议员没能得逞的事。负责人谴责了喀什参议员,并警告我们,不要站在三区革命政府的立场,不要单独外出,不要跟三区和喀什来的参议员会面,思想坚决不能动摇,严厉要求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员,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个别人员”,主要是针对我的。 
  当时,除来自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喀什,还有其他六个专区的参议员。这些人的立场有三种:一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力量;另一种是见风使舵,两面派;第三种就是拥护“十一条协定”和“施政纲要”,愿意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反对国民党的谬论。毫无疑问,我是属于第三种观点的参议员。到了乌鲁木齐,我逐步了解了复杂的政治局势。这时国民党搞得很厉害,金钱诱惑,人情拉拢,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思想动摇的人,都被拉过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2)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艾沙伯克。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真正目的无非还是拉拢省参议员。这个宴会上,作为东道主的艾沙·阿力普特肯,居然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给三区革命力量泼污水,制造参议员内部矛盾,赤裸裸地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参议员。但是,因为坚持正义的参议员毕竟还是占据优势,艾沙伯克没有办法,感到选举中不能胜出,又企图拖延选举时间。双方争来斗去,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亲自召集省参议员开会,宣布南京政府的任命,让麦斯武德·沙比尔为新疆自治区主席。这个决定,引起思想先进的参议员,乃至全新疆人民的强烈不满。麦斯武德·沙比尔这种没有得到民众拥护的人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全是假的,他们自己公开把它撕毁了。此后,新疆各地相继爆发了游行,反对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搞得政治局势更加严峻。于是,当局就大开杀戒。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活动很猖獗。这样,国民党政府为了扼杀三区革命而进行“和平谈判”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出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年七月,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搞得很可怕,没法保证参议员的生命安全,三区来的参议员、喀什的参议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三区革命领导人,相继一个个返回伊宁。这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担任省政府主席不久,考虑到新疆的全局和今后的出路,我以省参议会参议员和亲王的身份,特意去张治中将军府上直接与他会了一次面。我向张主席反映民意,说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希望张将军能考虑新疆当前的局势,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张治中回答说: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无法改变。但是我还会指导新疆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与张治中辞别后,把以上交谈情况带回来,如实传达给了大家。我后来听说,麦斯武德·沙比尔是经过张治中推荐,经蒋介石批准,才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解放后的日子(1)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人代表新疆的军政两界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到29日,我的家乡库车就解放了。我们新疆是和平解放的。解放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库车县银行副行长。那时候,库车银行副行长位置很重要,我也从心里感觉到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亲手把五星红旗升到了银行大楼上。可是,驻扎在库车的国民党残部,到处抢东西,到处放火。库车银行肯定不能幸免,最后被他们洗劫一空,放了一把大火,那真是叫人欲哭无泪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从此发生了大变化。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宣传队进入库车。接着,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的五师十三团浩浩荡荡进驻了库车。中共库车中心县委是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负责指导库车、沙雅、新三县的工作。五师十三团政委贺劲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来,他又被调到阿克苏专区任党委书记。1950年4月1日的时候,库车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成立了库车县人民政府,辖7区、21乡、155个行政村,废保甲制,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部分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为在农村广泛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好的条件。运动后期,经中心县委批准,以各乡为单位召开了公审大会,21名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地痞、恶霸被处以死刑。 
  我们库车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叫阿不都克然木·日西提。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早在1943年,他带着队伍驻守铁列买提达坂的时候,就曾逼迫一个车夫哈德尔把帕力汗等三个暗娼,从县城送到达坂。哈德尔把人给他送到了,他不但不给车费,还活活把人家打死了。第二年,他逼着农民挖水渠。一个身体很弱的小巴郎子,因为累得气喘,稍微歇了一口气,就被他一鞭子要了性命。被这个人活活打死的村民很多,他甚至举着枪,拿路上干活的农民当活靶子打,一枪一个,一连打死好几个,根本不当一回事。1948年,他和一个保长为了催缴粮草的事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开枪就把那个保长打死了。这种人被处决了,群众很高兴。还有一些情节轻一点的,也被处以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总的说来,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特权。 
  我的情况,解放前有这么个身份,那种形势下,少不了要受到影响。1951年4月8日,库车全县召开公审大会,在问题还没彻底查清的情况下,我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年的5月,我就被关押到阿克苏监狱。1953年的秋天,上级政策要求,对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犯要从宽处理,对运动中过激行为造成的错案,要进行复查纠正,给予平反。阿克苏专区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取证,认为两年前对我的判决不妥,就把20年改判为7年。当时担任阿克苏专区党委书记的贺劲南同志,后来有一个回忆材料,说:“达吾提·麦合苏提为起义投诚人员,当时原不应逮捕判决,然仍被错判,此事我有责任。”就这么两句话,好像就是一个结论。20年,我本来有些绝望了,改判7年,又让我看到一点曙光。那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1958年4月,我在坐了7年牢后,刑满获释,回到库车县,也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到我亲生父亲那里去。他在今天库车县的哈尼喀塔木乡,我就去那里务农,接受改造。在监狱的7年时间里,我学了一些劳动的本领,在建筑方面有些手艺。有一天,区里的党委书记告诉我,说是区里准备办个农具加工厂,需要搞技术的,也要搞管理的,我就被安排到那里,当了厂长兼技术员。上任后,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七区的办公楼翻修重建。书记说:“库车县的法院很漂亮,你就照那个样子,把我们的办公楼修起来。”我拿到楼房的图纸,找了80多个民工、20多个木匠和铁匠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懂图纸,白天干活,晚上再钻研图纸,学习汉语,压力真是大啊!不下功夫不行,干不好不行,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就这样,我苦干了两年,把楼盖起来了。全区评比时,35个公社的领导,都向我翘起了大拇指。书记不让我走了,把我留在哈尼喀塔木乡,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做乡党委、乡政府翻译。从1960年的6月,到1966年的4月,我都在那儿工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解放后的日子(2)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免了职,离开生活了9年的七区,调到离库车县城近一点的乌恰镇,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也是改造。那个罪是受得不轻,牛马病了,都要让它休息休息,可我病得都要死了的时候,还被强迫去劳动。那时,我是连牛马都不如了。1974年,队里让我上山劳动,一去就是半个多月,不许回来。家里半袋子玉米还没晒干,那是父亲给我送来的,是我好几个月的口粮呢!那时候吃饭是个大事。上屋顶晒玉米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是过路的人把我抬到屋里。因为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乌鲁木齐,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就这样,队里还命令我干活。我用吊着的胳膊扯粪袋子,另一只手拿铲子,这样子去捡粪,每天最少要捡一袋子。一捡就是四年。没有办法,也就这样熬过来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报纸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一切冤案,一切错案,都要重新调查,都要平反。我看着报纸,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终于熬到头了!第二年,我52岁的时候,12月份,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我说,自己这顶“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拿到了文件。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泪水……满脸都是泪水啊!我这大半辈子,老老实实地生活,没做什么坏事,可就是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苦,跟谁去说?没法去说。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乌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遭严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岁到52岁啊,身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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