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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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会师了！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何长工和陈士榘都是知情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都说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是1928年4月28日，其地点是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
然而，长期来，许多著作记载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是在湖南酃县沔渡。对这种说法，张平化和周里均表示不同意此说。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湖南酃县石洲乡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年冬，曾先后任中共酃县第二区（东区）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兼酃县赤卫大队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见过毛泽东和朱德。笔者采访他时，当提出毛泽东于1928年4月是否在沔渡与朱德会见时，他肯定地说：“没有！”他还说，“1928年4月，毛泽东如若在酃县沔渡会见朱德，我不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正在中共酃县县委任职。”
原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周里，是酃县策源乡人，在1928年2月至1929年初，先后任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委员、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曾组织领导3000多农民举行酃县“三月暴动”。笔者采访他时，他对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说：“毛泽东和朱德到酃县的时间以及重要活动，我们县委的领导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沔渡会见，我们肯定知道。所谓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纯属误传，显然是把某些部队的相遇误传为毛泽东与朱德的会见了。”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这个“十六字诀”，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工农红军创立初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适应当时的形势，1928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78页。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来的。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52页。
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冯建辉撰写的《我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一文，就是这样记述的。
其实，“十六字诀”最早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而是由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
张世熙（1894～1929），江西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任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11月参与领导万安农民暴动成功，建立了县工农政权，影响甚大。1928年6月，他作为江西党代表之一，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据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记载，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列宁格勒大会上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见《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从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与张世熙总结概括的“十六字诀”来看，在文字的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含义是基本相同的。然而从其提出的时间来说，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比毛泽东早10个月，因此，应被视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诀”的人。
“十六字诀”，虽然是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朱德等对总结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诀”，无疑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十六字诀”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谁伪造的（1）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
大敌当前，正当中央红军积极备战，忙于迎敌反击的时候，在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书记载：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即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 泽 东
10/12
陂下支部抄见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22～123页。
信中所说的“CP”，即共产党的英文开头字母。“朱、彭、黄、滕”，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
“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就是“反对布尔什维克”！“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是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故取名“AB团”。
从上述情况来看，周高潮给彭德怀送来的这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显然其内容非同一般。
除此，因为古柏当时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这封信具有特殊意义，令人大为震惊。那么，古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5集）记载：古柏，1906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塘背村。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中共寻乌支部委员。1928年3月25日领导寻邬农民起义，任县直属总队总指挥。1929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政治委员，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邬作调查时，发现古柏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于是便调他担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古柏年仅24岁。
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外，还附送一份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此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
彭德怀看了上述这封信和传单，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于是，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
“在外面。”周高潮回答。
“是一个什么人呢？”彭德怀又问。
“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
“请他进来。”
周高潮立即出门去叫那个人。时过半小时，周高潮向彭德怀报告：“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怀心想：这封信是绝密的，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农民送来，即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咧！肯定有问题。
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毛泽东致古柏这封信，的确是伪造的。那么，是谁伪造的？伪造的这封信，为什么是毛泽东的“亲笔”呢？
对这个问题，有的报刊发表文章进行了解释。199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郭军丽撰写的《党史文献学刍议》一文。该文认为，“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一封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借毛泽东迫害彭德怀等人的伪造信。
其实，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对此，《彭德怀自述》写道：
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6页。
丛永中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这封假信呢？说来话长。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记载，北代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3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AB团”。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1927年4月2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AB团”骨干分子30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AB团”便销声匿迹。
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10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AB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中共赣西特委将此情况进行综合写成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便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7日，总前委派李韶九做特派员，到吉安去肃查。他于12月7日到达，至12月10日晚，短短4天时间，便在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特委3个机关中，逮捕了120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50多人处决。
接着，又把手伸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于12月12日召集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抓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激起一营干部的愤怒。会议结束后，一营紧急出动，去抓李韶九。李韶九逃跑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
谢汉昌和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被释放后，认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于是，一方面带领红二十军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另一方面想办法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中制造矛盾。为了造成分裂，便采取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
伪造毛泽东的信件，必须寻找一个善于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而在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丛允中的人。他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1925年，23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因为没有逃脱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1929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任赣西南特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