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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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证明，李岩等人对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岩尤为突出，他向李自成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为李自成采用，以后“屠戮为减”。二、劝说李自成每攻下城市，把俘获钱米赈济饥民，以笼络人心。分到粮食的贫苦群众弄不清李岩和李自成的区别，干脆高喊“李公子活我”。三、针对明末三饷加派，明确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使儿童又唱又传，饱受沉重赋役之苦的人民群众因此被动员起来，倒向农民军一边。《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李自成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这年正月，农民军包围河南府城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明神宗一度有过立福王为太子的打算，然而明政府的大臣们坚决反对“废长立幼”，皇长子朱常洛才勉强被立为太子，即昙花一现的明光宗。明神宗似乎感到他的爱子吃了亏，拼命地给予物质补偿，福王结婚的费用花去30万两银子，于洛阳为福王修建的王府用银28万两，是普通王府费用的10倍。明神宗派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把相当一部分送给了福王。福王就藩洛阳时，明神宗还下诏赐给福王庄田4万顷（合400万亩），因大臣们反对，减少到2万顷。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福王和他的父亲一样“性吝，喜蓄积”。明神宗赏赐他如此大量的财富，他犹感到不够，还向明神宗乞求赐给张居正的家产，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杂税，以及四川盐井茶税统归己有。福王所在的洛阳地区，按照明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是河东食盐的销地，所得收入作为边兵军饷。福王申请淮盐专卖权1300引（每引约200~400斤不等），在洛阳地区开店卖盐，强令附近居民到福王所属店铺买盐，不准买河东盐，因此西北边兵乏饷。《明史？福王常洵传》，卷120。这些事实说明，福王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兼官商。崇祯年间，河南连年旱蝗交加，哀鸿遍野，福王不思赈灾，唯终日饮酒玩弄女人为乐。李自成军兵临洛阳，城上明军饿着肚子抵抗，此时福王仍吝啬金钱，仅拿出3000两银子犒劳士兵，而这点银两又被总兵官王绍禹装入腰包。官军愤怒至极，干脆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福王被活捉，见到李自成摇尾乞怜，请求活命。农民军处死民愤极大的福王，把他的尸体剁成肉泥，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以解心头之恨。《豫变纪略》，卷4，74页。此事反映了农民起义对地主的报复，感情色彩浓了些，又被封建文人大加渲染，似乎农民军很是残忍，岂不知这个天潢之胄，“守国二十余年，无一事可称者”。正是有福王这样的恶霸敲骨吸髓的剥削，才出现了成千上万人“母烹其女”、“夫妻相食”的惨不忍睹景象，福王的可耻下场，恰是罪有应得！李自成在洛阳期间，“发府谷，及藩邸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流寇志》，卷5，72页。影响所及，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义）、“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小袁营”袁时中等支农民军“皆附于自成”《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页。，众至50万。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活动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明朝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门对付李自成，又令保定总督杨文岳配合行动，总兵贺人龙、李国奇、虎大威所部兵统归傅宗龙指挥。傅宗龙驱陕西、四川兵出关，会合保定明军，企图将李自成消灭于河南。但他已力不从心，不是李自成的对手，和农民军交战，纷纷溃败，连傅宗龙本人也被打得丢盔卸甲，一败涂地。《明史？傅宗龙传》，卷262。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4）
李自成攻打开封的战斗最为激烈。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发起进攻。开封城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他鉴于福王吝啬被杀，大发赏金招募死士，“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或射杀一贼者三十两；或射伤或砖石击伤一贼者十两”。农民军连攻七昼夜未下。该年十二月，李自成再攻开封，明督师丁启睿、巡抚高名衡、巡按任睿、总兵陈永福率军固守。开封城原为金朝故都，城墙厚十丈，易守难攻。李自成被射伤左眼《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262页。，被迫撤离。次年三月，李自成率军三打开封，采取长期围困之策，势在必得。明军援兵杨文岳、左良玉、丁启睿等部均被击败，开封城中明军竟决开黄河堤坝试图水淹农民军，幸亏李自成事先移营高处。“河流下冲汴（开封）城，势如山岳，自北门入，穿东南门出，出涡水，水骤长二丈，士民溺死者数十万。”《烈皇小识》，卷7，205页。城中存活者不到两万人，开封这座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千年名城就这样毁于波涛之中。
明朝为解救开封，令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军务孙传庭出关驰援。孙传庭是明军的能战之将，曾俘获高迎祥，多次打败农民军。他在崇祯帝严令之下，率陕西明军出潼关时，开封已沉入水中。李自成主动率军迎击孙传庭，两军在郏县展开激战，结果明朝“诸军皆溃”《明史？孙传庭传》，卷262。战后，李自成率几十万大军挺进襄阳，守将左良玉望风而逃。李自成进入襄阳，分遣诸将占领夷陵、荆门、荆州、承天、潜江、常德、黄州、辰州、岳州等城。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被部下推举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开始建立农民政权。官制多由牛金星制定。武官有权将军、制将军、威武将军、果毅将军等，分为5营22将。文官有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文官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武将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为制将军。李自成命高一功、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沣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禹州。李自成的襄京政权控制了河南、湖广和江北部分地区。《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又《明季北略》所载，人名、官号与此稍异，可参考，见该书卷19。
李自成在襄阳时，为了统一事权，先后杀掉了曹操、革里眼、左金王、袁时中、乱世王等不属于自己系统的义军首领，剥夺了老回回的兵权。当时另一重要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派人给张献忠送信说：“老回回已降，曹操、革里眼、左金龙皆为我所杀，行将及汝矣。”张献忠急忙派人送给李自成大批财宝以示友好，李自成“收其人马不复遣，献忠恨之”《流寇志》，卷7，113页。明末两大农民军领袖从此决裂。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当上皇帝之后大肆屠杀功臣，如刘邦和朱元璋。李自成不过是刚刚控制了部分省区，距离统一全国还很遥远，就迫不及待地杀戮异己；而曹操、革里眼等人很早就是善于独立作战的农民军领袖，几乎都统率过十几万大军，“闯善攻，曹善战，相须如左右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285页。革里眼等人的队伍号称“革左五营”《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页。，是李自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被杀，使李自成丧失了能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并且使军心涣散。只是李自成此时正处在鼎盛时期，其影响没有显露出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失和，更暴露了他狭隘的小农心理，并成为最终农民军被清军各个击破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诛除异己这件事说明他不具备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建设者的气魄，只能充当明王朝的掘墓人。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李自成称新顺王。他听从顾君恩的计策，制定了先取关中，“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最终占领京师灭亡明朝的战略。《甲申朝事小纪》上册，76页。李自成从湖北取道河南，崇祯帝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对抗农民军。孙传庭新败于李自成，深知农民军势不可挡，特修屯田，缮器械，制造火车三万辆，招募勇士，三家出壮丁一人，等待农民军粮尽时决战。而缺乏耐性的崇祯帝惧怕农民军进攻北京，督催颇急，孙传庭哀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不得已，于八月硬着头皮督兵十万出师。李自成军于南阳大战孙传庭，时值天降大雨，孙传庭倚重的火车失去作用。农民军人人争先，步兵手持木棒奋击，打得明军抱头鼠窜，骑兵穷追不舍，“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明史？孙传庭传》，卷262；《明季北略》，卷23，“孙传庭败”。这年十月，李自成攻下潼关，孙传庭战死，农民军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州、商州、临潼，西安明军不战而降，如既定之计，顺利完成占领西安的计划。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于西安宣布建立大顺国家，同时颁发一份诏书。农民军领袖发布诏书也是稀罕事，不妨录之，略作赏析：
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恃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谨诏。《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伪诏”；又《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8~29页，文字与此稍异。
按照次序，这篇诏书的大意，一是开宗明义提出天命无常，新顺王朝取代明朝合情合理；二是指斥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三是李自成从本身之遭遇感到应当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从明朝统治下解救出来；四是正告明朝统治者只要服从新顺王朝的统治，仍将得到宽大对待。全文充满着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了帝王之后的快慰和可能实行的政策，除了对末代皇帝崇祯给予适当保留之外，明显地用传统的封建思想来解释眼前所发生的这场变革。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1）
1644年是大清朝划时代的胜利高潮。虽然在1644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王朝都做了竭尽全力的表演，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大明由衰亡到灭亡，大顺由鼎盛到衰亡，大清则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里就是要把大清从东方崛起的历程略作回顾，以其来也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对甲申年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解释，认为若不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勾结清兵入关，就不会有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的存在。殊不知在甲申年以前，清军已经五次进入关内横扫河北、山东地区，吴三桂的投降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宜夸大其词，舍吴三桂，清王朝也是要入关夺取最高统治权并将成为最后胜利者。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起，就开始对明朝形成为对立的势力，渐渐展示咄咄逼人的攻势。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经萨尔浒战役大败明军，实现了满族的统一。以后更为主动，其对明朝所挑起的战争则完全是在明朝统治区进行，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解除明朝的民族压迫，而是扩大后金控制地区，在辽东取明朝的统治而代之。
明朝于萨尔浒战败之后，力保危疆，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替换杨镐经略辽东。由于萨尔浒战败，明辽东地区各城堡军民纷纷外逃。熊廷弼冒着大雨兼程出关，招集流移，修缮城堡，简练兵马，整肃军纪，制止了混乱局势。他正确分析敌情，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集中兵力18万人，固守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堡，“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