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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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没有任何阻挡，还由方大猷派出的家丁给予保护。杨士聪在途中遇到南下的官员有陈扆诵、高斗先、于允中等人。北京城中一些殉难官员的家属，要求扶柩南还，清朝予以批准，如户部尚书倪元璐原籍浙江上虞，范文程与他是同乡，还专门派官员护送其灵柩和家人至张家湾。摄政王多尔衮谕令中说：“近见各官纷纷南下，有隐忍于流贼之时，反长往于清明之日，予所不解。”《甲申核真略》，43页。让新任天津巡抚骆养性挽留这些南下官员，但收效甚微。
北方地区的明朝官员和反动地主武装闻知李自成退出北京，纷纷组织叛乱，杀害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史可法说：“闯贼自入关以后，声势逼人，假借安民，煽动海内。伪官一到，争思奉迎，甚至督抚手握兵权，不能碎一伪牌，斩一伪使。”《请旌叙淮人忠义疏》，见《史可法集》，29页。当时只有淮安巡抚路振飞是个例外，他召集淮安72坊义兵，“每坊一生员为社长，一为副，自为操演，贵持久，戒作辍。日夜团练，夜则鱼贯巡逻，以备非常”。大顺政权任命的淮安知府巩克顺行牌至淮，上写“永昌元年二月廿二日给”。路振飞伙同淮安巡按王燮设计捉住巩克顺，将他处死。四月初三，大顺防御使吕弼周行牌至淮安接替路振飞。吕弼周为原明河南驿传道，与淮安巡按王燮有师生关系，所以他很放心地前去赴任。游击官骆举假称奉王燮之命前往迎接，出其不意逮捕吕弼周，押他去见王燮。吕弼周见面后大骂王燮不认老师，王燮回答：“乱臣贼子我认得谁！”把他送给路振飞处理，路振飞命令用乱箭射死了吕弼周。《明季南略》，卷1，“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山海关之战大顺军战败的消息传开之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明朝官员和地主豪绅叛乱骤然增多。
四月底，泰安州原任游击官高桂、乡民许来春纠集百余人攻进泰安州城，“执伪防御并其党数十人斩之”。大顺驻兖州将领郭升听到泰安发生叛乱，带兵前来镇压，杀死了领头的高桂和许来春。明贡生马元、生员谢陛于德州起兵，杀死大顺政权任命的州牧吴徽文。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因商人之资募兵三千，权州任，部署乡勇，斩伪防御使王皇极等三人，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凌发布檄文宣称：“迹今逆贼所恃，无过假义虚声，假义则预免民租，虚声则盛称贼势，以致浮言胥动，举国若狂。愚愞无知，开门揖寇，关城一启，毒楚交加。一宦而征数万金，一商而派数千两，非刑拷比，罔念尊贤，纵卒奸淫，不遗寡幼，将军出令，先问女人，州县升堂，但求富户。”《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1~153页；《石匮书后集？凌列传》，卷33。
不难看出文中对大顺军充满诬蔑不实之词，但凌的檄文也道出了大顺政权错误的助饷追赃政策和军纪败坏是造成山东泰安、德州、临清地方官被杀的原因。可以预料，即使没有清兵入关，大顺政权也是难以坚持长久的。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之后，各地方大顺官员被杀之事普遍发生。山东明朝衡王朱常于青州“重赏军民擒杀伪官贼兵，不留一人，东辅大振”《爝火录》上册，142页。济宁州乡绅潘士良等人，“约义兵入城，擒贼将傅龙、伪济宁道张问行、伪知州任崇志并刘浚、伊宗衡等九人杀之，解（王）世英南京献浮。义兵头目杨朴、李永和、米继宗等，奉士良署总河印，孔当署济宁道。原任朱光仍为知州，而自求札付为中军、副总兵等官”《爝火录》上册，137页。大顺兖州防御使刘洵、兖州童府尹、汶上令李某自济宁渡黄河赴兖州上任，“义兵同都司李允和执之”《流寇志》，卷13，199页。大顺淮徐防御使武愫经过宿迁时，从将军董学礼处借兵千人至沛县，“声言提兵二十万，取淮扬诸路”，原明徐州副将刘世昌等吓得弃城而逃，唯有举人闫尔梅把武愫的檄文撕得粉碎。武愫到达徐州，即把闫尔梅下狱。淮安巡抚路振飞、巡按王燮、兵备范鸣珂布置将领赵彪、张云冲、徐人杰沿途设伏，“潜约徐州卫指挥王文明内应，一时掩杀，擒（武）愫，槛车传至南京，遂复徐州”，“盐城将士会宿迁士民，擒伪将董学礼及从贼十三人，献于淮安巡抚路振飞，悉斩之”。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2）
原明睢宁参将丁启光、归德知府桑开第合兵擒河南伪同知陈膏、商丘伪令贾士隽、拓城伪令郭经邦、鹿邑伪令孙澄、定陵伪令许承、考城伪令范售、夏邑伪令某，“俘献南京”《流寇志》，卷13，199~200页。原明河南推官陈潜夫、副将刘洪起联络地主武装，收复杞县，逼走大顺任命的河南巡抚梁启隆，“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获牛马辎重无算。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洪起擒南阳、开封诸伪官，潜夫露布传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0页。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的江北地区的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河南巡按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说：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诚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于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义勇，臣联络已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众，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0页；又《明史？陈潜夫传》，卷277也节录此言。
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甘心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以史可法为首的南京明朝政府官员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员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陈函，临川佥事曾益，吴县生员王圣风、徐珩等，“皆刑牲誓师，各有檄文，并不著录。惟陈函一檄为世所传”《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大小惊惶”，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兵乱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个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伦序稍疏，福王为明神宗孙，“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国榷》，卷101，6077页。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备佥事雷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4~155页。这里所谓“三案”，是指“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东林党人因此与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交恶，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就议者人数而言，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占优势。淮安巡抚路振飞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原则。时工科给事中李清听说有立潞王的打算，认为：“祸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其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扶楚（王），郑芝龙扶益（王），各扶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如果择贤而立，确实有可能出现他所担心的内战局面。礼科给事中沈允培，征询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的意见，章正宸说：“当光庙在青宫时，则以光庙为国本；当光庙与熹、毅二庙绝时，则又以福藩为国本。若谓潞可越福，犹之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爝火录》上册，101~102页。章正宸举出明神宗时东林党人发动的“国本之争”，即主张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立嫡以长”的原则，反对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之事；而现在光宗朱常洛这一支已绝，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自然应该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人皆服其论”《爝火录》上册，102页。尽管由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但就当时的形势和习惯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帝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爝火录》下册，476页。
议定福王监国。四月二十六日，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煌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南京守备掌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等人，咸集于朝，再次议立国君之事。议论结果同上次一样，“以潞王伦次稍疏，福王有在邸不类事，莫之敢决”。于是吏科给事中李沾以死相要挟，力主福王当立，刘孔昭、韩赞周极力支持他，刘孔昭甚至大骂诸臣出言摇惑，“议遂定”。约于次日由南京礼部负责派船迎接福王。福王已被马士英派人护送至仪真，乃由仪真上船，到达浦口，魏国公徐弘基事先在此迎候，陪同福王渡过长江，泊于江南燕子矶。四月三十日，南京明朝官员到船上朝见福王请监国《国榷》，卷101，6081页。，“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一路上颠沛流离之惨状，由此可知。对于生性贪婪的福王来说，能够被拥立为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由一个四处漂泊的落难藩王，突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他还是装模作样按照中国古代传说禅让制遗留下来的习惯，假意推托说：“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他又当着大臣们的面痛哭不已，以示对崇祯帝去世的悲伤，“群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总之，福王给初次见面的江南官员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五月初一，福王由南京城西南方的三山门上岸，由城外至孝陵，入享殿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徘徊良久，大有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福王从正阳门进南京城，暂时以内守备府为行宫，文武官员陆续前往谒见，登大位已成事实的福王故意躲避不受拜礼，由于官员们再三坚持，也就接受了。次日，南京的众官员商量福王是否立即称帝一事，御史祁彪佳提出：“监国名极正，盖愈推让，益彰王之贤德。且总师讨贼，申复国耻，示海内无因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预推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