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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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神智学极感兴趣，可我对耶稣深深的爱依然如故。我记得当时有个从秘书培训学校出来的姑娘走到我面前说：“你脸上常常挂着微笑，你似乎总像有个美妙的秘密。”这话不假——我觉得我和耶稣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但这是个人的私事，我不想跟别人谈。
拿到秘书文凭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我姨娘的诊所。奥莉是个理疗医生。她的工作对象几乎全是儿童，是一些因患小儿麻痹症或因事故而造成肢体瘫痪的儿童，或者是一些中枢神经瘫痪、肌肉畸形退化，或者其他悲剧造成瘫痪的儿童。我的工作就是把医生对患者病例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自那以后，我对因疾病或事故而伤残的人一直非常同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就是可怕的撞车事故的受害者，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从踝骨到腰部都打着石膏。我的第二个丈夫德里克·布赖森的双腿就是半瘫痪，是他的飞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炮火击落所造成的。
在那个诊所度过的几个月，以及埃里克舅舅让我在手术室看他工作的情景，使我对人类心理和身体恢复能力大有了解，同时也为自己极其健康的身体感到欣慰。我知道自己很幸运，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离开诊所之后，我到牛津谋到一份工作。我在那儿了解到大学本科生的生活——至少我在没有任何学习压力的情况下，对大学生活的乐趣有了很大体验。后来我到伦敦找了一份很有趣的工作，就是为一家制片厂的纪录片挑选音乐配音。那家电影厂很小，可是我却有机会学到了电影制作几乎各个方面的知识。接着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6年12月18日（星期三）早晨，我收到玛丽·克劳德·曼奇一封来信。在学校时，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叫她克洛。我有好一阵子没有接到她的信了，当我看到信是从非洲寄出的时候，不免有些惊讶。我至今还记得贴在信封上的肯尼亚邮票。其中一张邮票的图案是一只大象，另一张上是两只长颈鹿。她在信上说，她的父母刚刚在肯尼亚购买了一座农场，还问我想不想到她们那里去玩玩。怎么不想呢！
可是我首先得挣一笔钱作路费，而且得是来回票。那里的当局不让持单程票的人人境，除非有人能为他在那里提供担保。不管怎么说，万妮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我持单程票去的。这意味着一大笔钱。我当时的工作虽然很有趣，可是工资并不高。战后的英国，许多工作的工资都不高。接到那封信的当天，我就提交了辞呈报告，返回伯恩茅斯。在那里我可以住在家里，这样可以省一笔开支。我到一家餐厅去当了服务员。我把拿到的工资和小费全都积攒起来，一个子儿也不乱花。每到周末，我就把挣来的钱藏到白桦山庄起居室的地毯下面（外婆总是把零钱放在那里）。过了5个月，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为了不让外面人看见，我们把窗帘拉上，然后开始数我积攒的钱。加上在伦敦工作时省下的，我的钱已经够了。我可以去非洲了——我的生活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
非洲之行
万妮和埃里克舅舅到伦敦的码头为我送行。我们一起看了看我的船舱，还从它的小舷窗朝外看了看。我的舱里还有5个女孩子。我们见了见旅途上将照料我的服务小姐。然后在船上到处转了转。在此后3个星期的旅途中，这艘船将是我的家。我才23岁，就将离开我熟悉的一切——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祖国。我当时肯定还有点害怕，肯定是跟母亲、舅舅、外婆、姨娘和妹妹依依惜别。可是我只记得当时感到无比惊讶。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即将踏上去非洲的航程，去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至少已经5年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
船上的汽笛拉响了，催促送行的亲友下船。最后一次拥抱、亲吻。最后的嘱托和良好祝愿。我敢肯定大家都流泪了。我记得自己站在护栏边，看着向我挥手告别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接着我看见的是多佛的白色峭壁，不久我最后看到的英国也从视野中消失了。这次冒险行程终于开始。我要去的是人猿泰山的非洲，是狮子、猎豹、大象、长颈鹿和猴子的故乡。我吃完船上的第一顿晚餐，爬上我的小铺位躺下，听着令人舒心的发动机的轻柔突突声。要是能回忆起40年前那天晚上我躺在那里想什么，那该有多好！可是当时的遐想已经和那个充满遐想的女孩的青春一起消失了。
我乘坐的是一艘大客轮，属于闻名遐迩的卡斯尔轮船公司。那艘船名叫“肯尼亚卡斯尔号”——在我看来，它是公司船队中最好的，因为只有这艘船没有头等舱和统舱之分。我订票的时候，发现这艘船的航线最短（也最便宜）：穿过红海、沿非洲大陆海岸向南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可是由于埃及战争，苏伊士运河在我们起程之前一周就关闭了。我急坏了，因为这一来行期就要推迟。公司决定如期起航，避开苏伊士运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道好望角，然后北上抵达蒙巴萨——这要在海上多呆一个星期。虽然这一来我要从有限的积蓄中再拿出一部分作开支，但这样绝妙的旅行实在太难得了。从英国春季凉爽的气候逐步进入温暖的热带气候，我的心情也激动起来。
站在船头，放眼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海，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候，我独自呆在救生艇后面的甲板上，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我们看见一群群的飞鱼，看见欢腾跳跃的海豚，偶尔还看见鲨鱼那不祥的三角鳍。每当天气恶劣、要起风暴的时候，每当雨水打在甲板上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候大多数旅客都回到自己的舱里，只有我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还在观察劈波斩浪的轮船攀上高高的浪尖，接着又从上面急速跌落的情景。当然，风浪实在太大的时候，我也只好回到下面的舱里。船上的水手可不愿意看见有人被大浪卷进海里，也不愿意在干活的时候看见有人碍手碍脚。
那次漫长而愉悦的海上旅行，是周围新鲜奇妙的海洋世界和远洋客轮上令人兴奋生活的结合。在船上还有过几次并非真心、短暂而浪漫的谈情说爱。在热带气候的夜空之下，一起喝杜松子酒，在穿越赤道时，有个扮成海神的水手向我们这些初次出海的人身上泼水——抑或是把我们扔进了游泳池？如今时隔多年，我对当时在船上的兴奋情景的记忆已经模糊。虽然旅途中我与同住一舱的几个女孩子成了好朋友，可是现在我连她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可是对独自和大海在一起，观察它的各种变化，与无边无际的水和天在一起，与太阳、星辰和海风在一起时的感觉，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因为它们陶冶了我的精神，使我对世界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了解。它们增强了我的信念：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存在着，它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但却包容了我们每个人以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我认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在看不见陆地的茫茫大海中航行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对非洲作出了承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哲学、对生活、时间、永恒等含义的执著至此已画上了句号。
回顾这段过去，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思想是在我20岁之前逐渐形成的，对我产生影响的是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经历的战争岁月、多年来聆听到的震撼心灵的布道，此外还有我所读过的那些书，我在户外自然界所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家所饲养的小动物。现在，“肯尼亚卡斯尔号”正把我带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课堂将是那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可能十分艰苦、具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我能够毫无恐惧地进入这个新的世界，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所受到的教育，我具有良好的道德准则，能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
在前往蒙巴萨的途中，我们只停靠了四个港口：加那利群岛、开普敦、德班和贝拉。到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岸上去走一走倒也别有一番情趣——毕竟我以前最远只到过战后满目疮痍的德国。我记得热带地区那温暖的夜晚、那商品琳琅的市场、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和人们身上色彩艳丽的服饰。是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热带的花和水果的香气、在炭火上烘烤食物的香味、尘土的芬芳气息、动物粪便、尿味和汗味的混合。
我记得绕过好望角驶入开普敦港的情景。开普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之所以记得它，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种族隔离而深感震惊。所到之处，我都能看见一部分人故意歧视另一部分人的公共揭示语：所有的商店、长凳、公共汽车、厕所、公园、海滩、旅馆都贴着大写的SLEGSBLANCS 字样。这两个词在南非语中的意思是“专供白人”。这样的揭示语随处可见。
几天后我们抵达德班。在那里见到的情况更加糟糕。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叫彼得·戈登，在里士满希尔的时候是特雷弗的副手。我与他呆了一天，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种族隔离方面的事，使我再次回想起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情景。这是一个人种在歧视另一个人种。他跟我说的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有一次他在街上走，一个老年非洲妇女因为要赶汽车，就小跑着超过了他。她那只购物袋里装的东西过多，拎袋子的一只把手突然断了，袋子里的东西全翻到地上。彼得弯下腰帮她捡东西，她吓得脸色苍白，哀求他快别这样。她说如果她让一个白人帮她的忙，她就会大祸临头。彼得说他实在受不了。不过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知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已经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当“肯尼亚卡斯尔号”到达蒙巴萨港的时候，我真不愿意旅行就此结束。我们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海上旅行使人们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友谊——不过这样的友谊多半维系不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感情上真受不了，因为就要离开新朋友，离开船上的有趣生活，离开那个根本不用作出任何决策的轻松环境。随着发动机的突突声，船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无情地向前行驶——我们到了。从海边到内罗毕坐了两天火车，我们也逐渐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我和同一个舱室的另外三个人坐在一个小包厢里，那段海上漂浮的生活渐渐远去，变得朦胧了。有节奏的车轮声代替了曾经在三个星期中伴我睡眠的轻柔突突声。窗外已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是东非的地物地貌。我终于到了。
火车进入内罗毕车站，克洛·曼奇和她母亲在那里接我。他们家的农场在基南戈普——当时被称为白人高地①＇1＇。那一段汽车旅行十分神奇。赤道地区的暮色降临得很快。我们的车突然停下来，原来路旁有一只雄性长颈鹿。我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它那张令人惊讶的脸，那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和那目空一切的表情，看着它转过身，翘起小尾巴，迈开别具一格的大步，似乎很悠然地走了开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长颈鹿时的情景，而且到现在对它仍然充满了好奇。天黑之后，克洛的父亲又一次急刹车，为的是避免撞上一只土豚（又称南非食蚁兽）。这也是我看过的书上所没有的。那家伙大摇大摆地从路上穿过，消失在黑暗之中。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东西难得看见，我会更激动的。
随后的几周，我就住在曼奇家的农场里。那里清新的山地空气、冰凉的溪水、发出各种啾鸣的珍禽异鸟使我感到心旷神怡。他们把一只大猎豹的足迹指给我看。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颖、美好，那样激动人心。可是我又一次了解到，在这表面之下掩盖着人类的仇恨和残酷，因为我遇到的许多人都参加过50年代初流血的茅茅运动。①＇2＇当时有许多白人定居者和吉库尤人中的温和分子遭到残酷杀害，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受到残酷对待的例子来。比方说一个欧洲医生被抓住后扔进了齐脖子深的蚁穴里，渐渐地被疯狂的行军蚁活活咬死。只要被这种蚂蚁咬上一口，就疼得要命。可怜他还患有糖尿病，很快就昏迷过去。当然也有很多勇敢者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吉库尤族仆人，为了救他们的白人东家，不惜冒着死亡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危险。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去参加了一次狩猎，我实在因此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事？当时一个糊涂任性的年轻女孩凭一时冲动所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