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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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宗教群体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特别震惊。历史上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那些所谓的圣战的结果总是当时的胜利者给那些异教徒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过，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教导的核心确实是要求人们放弃暴力，去团结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虽然我没有正规地研究过宗教，我读过《圣经》，听过布道，特别是听特雷弗的布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稣对“本群体”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毕生都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扩大到包括所有种族、教派、社会阶层的人，甚至包括为当时的人所痛恨的罗马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还忠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关于忍让和容人的类似教导在东方的经典中当然也不乏其例。
　　　　我认为“文化物种形成”显然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长起了破坏作用。它妨碍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禁锢在我们所诞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们把自己禁锢在这种文化的思想牢笼之中，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类家庭、地球村、团结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至少意识到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这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身体力行”，那么种族主义、偏执、狂热以及仇恨、傲慢、欺侮显然还会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确如此。）
　　　　“文化物种形成’’显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只要我们继续把我们自身狭隘的群体成员资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们就只能使偏见与无知进一步蔓延。属于某个小的群体自然是没有害处的——对具有狩猎一采集群体意识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宽慰，它使我们有了值得信赖和绝对可信的圈内朋友。它还能使我们达到心理上的平静。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到70　年代末，我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和邪恶面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有些情况下的侵略行为是受了天性的强力驱使。这些情况与驱动贡贝黑猩猩的侵略行为是一样的——忌妒、恐惧、复仇、争夺食物、配偶或领地等等。此外我还知道，猿类在生气的时候，体态和手势都跟我们的十分相似——摆出傲慢姿态，把脸沉下来，动手打，动拳头，用脚踢，又抓又挠，拽头发，跟在后面追赶等。他们还扔石块和棍子。毫无疑问，如果黑猩猩有刀枪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去使用的。
　　　　可是，人类的侵略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虽然黑猩猩似乎对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晓，他们肯定没有人类做得那样残忍。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故意给活着的生灵造成身体上或者和心理上的伤害，尽管我们知道——甚至正是由于我们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正是我们的邪恶，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坏招，使千百万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必须永远做自身邪恶基因的奴隶？当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肯定能控制我们的生物本性？难道关爱和利他不也是我们人类从灵长目那里继承来的吗？
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同情关爱
　　　　我到贡贝后不久，就观察到黑猩猩之间经常表现出友好和关爱行为，我对此很感兴趣，也感到很高兴。在一个群落中所观察到的相安共处的行为要大大多于侵略行为。在一个黑猩猩小群体中，有时候确实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看不到一点侵略行为。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黑猩猩也会表现出暴力和残酷。可是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打斗最多也只有几秒钟，而且难得有成员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同一群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相互表达关心、帮助、同情、利他精神，而且无疑还有某种形式的爱。
　　　　黑猩猩通过大量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别后重逢的朋友会相互拥抱和亲吻。他们突然感到恐惧或者兴奋的时候，会伸出手去相互抚摸——有时候他们会极力寻求接触，拥抱对方，张开嘴吻对方，拍拍对方或者握握对方的手。相互梳理毛发是最重要的亲善行为，友谊会因此而得到维系，不良关系会因此而得到改善。相互梳理可以使成年黑猩猩长时间地处于友好和放松的行为状态。这样的梳理有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们用手指去触摸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梳理可用以使紧张或者不安的伙伴得以平静。母猩猩经常用这种方法抚慰不安宁或者情绪低落的小猩猩。黑猩猩在玩耍的时候，有大量的身体接触，他们相互呵痒，或者像摔跤似的抱起来在地上打滚。这种欢乐的游戏常常伴有响亮的咯咯笑声，就连群体中的成年成员有时也不得不加入其中。
　　　　在贡贝呆了几年之后，我们对复杂的黑猩猩社会中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牢固而且持久，这不仅是母亲与子女之间，而且子女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我从对“弗洛”及其一家的长期观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她不仅奋不顾身地去保护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弗林特”和“菲菲”，而且会帮助她已成年的孩子“菲根”和“菲本”。“弗林特”出生的时候，“菲菲”的精力很快就转移到小弟弟身上。等允许她跟小弟弟玩的时候，她立即就跟他一起玩耍，替他梳理毛发，还带着他到处跑。她的确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最后我意识到，所有未成年猩猩对自己家庭新添的成员都非常好奇和兴奋，这种同胞亲情可以维系许多年。在从成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兄弟之间会成为好朋友，成为盟友，在社会冲突中或者受到其他猩猩攻击的时候会相互给以保护。
　　　　这样的同胞亲情具有几方面的适应性。有一次，9岁的“波姆”领着她的弟弟在林中小径上行走，突然她看见前面路上盘着一条大蛇。她发出轻轻的报警声后就很快爬到树上。可是她3岁的弟弟“普罗夫”当时行走还不稳，没有理会她的警告。也许他不明白那声音的含义，抑或是他没有听见。他离那条蛇越来越近，这时“波姆”　毛发倒竖，大惊失色，吓得张开了嘴巴。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赶紧从树上下去，一把拉起“普罗夫”爬到树上。
　　　　在孤儿“梅尔”与他未成年的保护者“斯平德尔”之间有一段极为感人的故事。“梅尔”3岁零9个月的时候死了母亲。他没有哥哥或者姐姐来收养他。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2岁的“斯平德尔”收养了他（我们原先以为他会死掉的）。虽然贡贝的所有黑猩猩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斯平德尔”显然并不是“梅尔”的近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难分难舍，形影不离。走路的时候，“斯平德尔”总是等着“梅尔”；他还让“梅尔”骑在他背上。“梅尔”害怕的时候或者天下雨的时候，他甚至像母猩猩带幼仔那样，允许“梅尔”搂着他的腹部。更了不起的是，如果在兴奋的社交场合，“梅尔”离那些大雄猩猩太近，“斯平德尔”就会赶紧过去把他拉开，因为在那种时候有些规矩会被置之脑后。虽然这往往意味着他自己感到受不了。这种密切的关系持续了整整一年。“斯平德尔”救了“梅尔”一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斯平德尔”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去照顾一个跟自己没有亲缘关系、弱小多病的小猩猩呢？这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梅尔”的母亲死于一场流行疾病，“斯平德尔”年迈的母亲也死于那场流行病。如果想想这一点，也许还有点意思。一个12岁的雄猩猩虽然已经完全可以自卫，但仍将在母亲身边呆很长时间，特别是当他和成年雄猩猩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在打斗中受了伤害之后。会不会是丧母在“斯平德尔”的生活中留下空白的原因呢？是不是跟一个依附于他的小猩猩在一起有助于填补这个空白呢？是不是因为“斯平德尔”产生了类似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呢？也许是兼而有之。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一般都关在封闭的空间里，四周环以注水的壕沟，或部分由注水壕沟隔开。由于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经常发生溺水死亡的不幸事件。受害者的一个或者几个伙伴总是面对极大的困难想进行营救。有关这类英勇营救行为或者营救尝试的故事不少。有一次，一个成年雄猩猩在试图营救一只溺水小猩猩时丧生，而那只小猩猩并不是他的孩子。
　　　　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们认为，帮助自家成员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他们认为，你和你亲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所以你的行为只是为了确保那些可贵的基因尽可能多地得以保存。虽然你在帮助行动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你那得救的母亲、兄弟姊妹或者孩子将确保你的基因在后代中得以保存。所以，你的行为基本上还应被看成是自私的。那么如果被你所救的对象跟你没有亲缘关系呢？这被解释为“交互利他主义”——现在帮助你的同伴为的是希望他将来能帮助你。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进化过程的基本机制，但用作解释人类——或者黑猩猩——行为的惟一理论往往有陷入简化论的危险。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生物本性和本能，我们千万年来毕竟一直是处于文化进化的过程之中。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跟任何想保存基因的希望都毫不相干。甚至理查德·道金斯在接受《伦敦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也这样说：“如果我们看见有人伤心落泪，我们大多数人会走过去，用一只胳膊搂住他们，设法安慰他们。这样的事情我会以无法抑制的冲动去做……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超越自己达尔文主义的过去。”当被问及这怎么可能的时候，他笑了笑说他不知道。可是我逐步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简单而且不言自明的解释。
　　　　在母亲与孩子、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关爱、互助和安慰的模式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模式对家庭成员的利益显然有莫大的好处，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所以这些行为就越来越牢固地植根于黑猩猩（以及其他高级社会化动物）的遗传物质中。我们可以预料，经常与熟悉的伙伴在一起的个体——他与他们一起玩耍、梳理、行走、觅食，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把他们当成自己家里的荣誉成员。那么，显然，他对这些荣誉成员所表现出的情绪低落或者请求，很可能会作出像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一样的反应。换句话说，一个亲密、非血缘关系的伙伴受到的对待有可能像有亲缘关系家庭成员一样。
　　　　在许多人类文化中，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得到高度评价。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人（尤其是自己的好友或者亲戚）在受苦，我们也会感到难受。只有做点什么，帮帮他　（或者试图帮帮他）才能减轻我们的难受程度。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帮助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一旦我们听到有关地震灾民、难民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人在受苦受难，我们就会给他们送钱、送衣物或者医疗器械。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让别人为我们的善行鼓掌？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饥肠辘辘的儿童或者无家可归的难民之后产生了同情心，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感到愧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此富有，而他们却如此贫寒？
　　　　如果我们行善事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只为了减轻我们内心的愧疚，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行为归根结底是自私的？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而且某些情况下可能的确如此。但是我认为，接受这种归纳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在给人类所有真正非常崇高的东西上抹黑。历史上有很多非常激励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故事。天哪！我们会对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感到伤心难受，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我说明了一切。我们听说有个孩子在一次事故中大脑受到了损伤，或者一对年迈夫妇的毕生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