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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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无踪了。最后一次类似事件出现在一年之后，“吉尔卡”又生了小宝宝，可是小幼仔再次受到“帕辛”的残害。“吉尔卡”尽管身有残疾，还是进行了激烈抗争。可是这一次“波姆”加入了，她趁“吉尔卡”受“帕辛”攻击的时候把孩子抢去杀死的。“吉尔卡”被打伤后，也许再也没有恢复。几年中，她接连失去三个孩子，我想她的精神一定崩溃了。
　　　　大约两年后，我在湍急的卡孔贝溪流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当时还不到20岁。我对她的一生非常了解，因为60年代初，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我站在那里，想到她从小就遭受的一连串不幸。她小时候也有过一个美好的前景，可是后来的生活却充满了不幸。尽管她的母亲比较沉默、不大合群，“吉尔卡”幼年时却很讨喜，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她小时候就喜欢跟雄猩猩在一起，天生就喜欢表现自己，经常高兴得坐在地上打转转，用脚尖支撑身体旋转或者玩翻跟头。可是在少年时期，她得了脊髓灰质炎病。那场病不仅使她一只手腕几乎瘫痪，而且夺走了她心爱的小弟弟的生命。刚成年不久，她那张小精灵似的心型脸上就由于残酷的真菌病而变了形。她的鼻子和眉脊曾经肿得很不像样子，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完全失明，在小路上挣扎着向前走，经常撞在其他东西上。她的母亲死后，她显得非常孤独。跟她关系最密切的是她的兄长。他们在一起行走的时候，他经常停下来等候有生理缺陷的妹妹，那情景着实令人感动不已。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她将与他相依为命。可是一两个星期之后，那孩子就失踪了。“吉尔卡”三次做母亲的权力几乎全部给剥夺了。她的三个孩子很可能都是“帕辛”杀死的。在她带孩子的那几个星期里，她是个非常细心，很有爱心的母亲。
　　　　森林里一片幽暗的绿色，夹杂着摇曳的斑驳光点。那是透过头顶上方沙沙作响的枝叶缝隙的残阳的光斑。小溪在潺潺流淌。知更鸟那哀婉动听的叫声深深触动着我的心。我低下头看着她，突然感到一阵平静。“吉尔卡”终于丢下对她来说已经成为负担的躯体而去了。
　　　　从1974　到1978这4年中，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群落一共生了10只黑猩猩，存活下来的只有1只。我们知道，其中5只（包括“吉尔卡”的2只）是被“帕辛”和“波姆”杀死后吃掉的，而且我们怀疑其他3只也是她们杀死的。我们开始认真讨论预防这类攻击的办法。所幸的是，“帕辛”和“波姆”都有了孩子，同类相残的事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一度很和平的黑猩猩，逐渐深深地卷入了一种原始状态的战争。在我很熟悉的这个群落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黑猩猩中出现了分裂。有7只成年雄猩猩和3只带着孩子的雌猩猩，开始在整个群落的领地南端滞留，而且时间越来越长。到1972年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猩猩已形成一个全新的独立群体。南边这个叫卡哈马的群体放弃了北边的林中领地。而卡萨克拉群落发现，他们原先可以自由出入的那片森林，现在已经不能去了。这两个群落的雄猩猩在交界处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向对方发出威胁。雄猩猩较少的一方很快就退缩到自己领地的中心地带。这是典型的领地行为。
　　　　到了1974年，侵略行为日趋严重。第一次重大攻击是我们的队长希拉利·马塔马亲眼目睹的。6只卡萨克拉雄性黑猩猩悄悄运动到南部边界，遇上了卡哈马群落在那里静静吃东西的雄猩猩“戈迪”。“戈迪”发现他们之后就想逃，但还是被他们抓住了。那几个卡萨克拉暴徒把他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再加上口咬，狠狠地打了他　10分钟后，扬长而去。“戈迪”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呻吟着。他随后慢慢站起来，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嘴里还在叫喊。我们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看来他肯定死了。
　　　　这是强大的卡萨克拉群落向分裂群体中个别猩猩所发动袭击，是一系列凶残攻击的第一次——一场“四年战争”。受害的不仅仅是成年雄猩猩，还有成年雌猩猩。攻击时间都在10到20分钟，都是以受害者的死亡而告结束。我们总共观察到分裂群体的7只雄猩猩中的4只遭到袭击的情况。我们还发现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似乎也是被卡萨克拉的雄猩猩所害。剩下的2只也不见了踪影。我们观察到3只成年雌猩猩中有1只被袭击的情况。另外2只不翼而飞。换句话说，在战争中，那个搬到南边的群体被全部消灭——除了3只没有孩子的年轻雌猩猩之外。胜利的雄猩猩把她们逐一抢去。
　　　　1974　到1977是贡贝历史上最黑暗的4年，也是我一生中对智力和情感有极大挑战的4年。我们那个和平的、田园诗般的世界，我们的小乐园被闹得天翻地覆：那次绑架事件及其造成的震惊和恐惧；充满暴力的“四年战争”以及其他一些群落之间的相互攻击；“帕辛”和“波姆”对同类残杀的行为。我个人则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婚变。此外，还有外婆辞世的消息。在短短4年当中，我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打得稀烂。
　　　　所有亲身经历绑架事件及其后的痛苦和悲伤的人都深受触动。对绑架和赎金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亲身的经历并没有改变我对人性中黑暗面的看法。不过，我们所观察到的黑猩猩之间的残杀却有所不同：它使我永远改变了对黑猩猩本性的看法。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及的，在研究工作的头10年里，我一直认为贡贝的黑猩猩在大多数时候比人类要友好得多。我知道侵略性的袭击可能会出现，有时甚至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黑猩猩生性活泼，在多数情况下，群落内部的侵略行为主要不是激烈的打斗，而是一般的吆喝和恐吓——很多的“吵闹和发怒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是我们突然发现，黑猩猩竟然也会那样残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在本性方面存在着阴暗面。
　　　　为了使自己适应新近出现的情况，我苦苦思索了几个月。我常常于夜间醒来，脑子里充满暴力场面的画面：“帕辛”把目光从“吉尔卡”的孩子那弱小身躯上移开，抬起头来，嘴唇上血淋淋的；“魔鬼撒旦”用手舀起“斯尼夫”受伤的脸上流出的血，然后把它喝下去；“菲本”把“戈迪”的那条断腿拧成了麻花；“比太太”躺在植被丛中，因伤势过重正在慢慢死去，而她10岁的女儿在一边轻轻地梳理着她的毛发，给她以安慰，一边驱赶着苍蝇。
　　　　我把在贡贝观察到的黑猩猩群落之间相互残杀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世的时候，我知道有些科学家会对我进行大肆批评。有些人批评说我的观察不过是“胡编乱造”，不足为信。这种批评分明荒唐之极。卡哈马群体遭到残忍袭击的情况，是我们在近距离上观察到的，况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此外我们还有对邻近群落的雌猩猩进行袭击的大量记录。有些科学家认为，贡贝黑猩猩之所以行为反常，是因为我们给猩猩提供香蕉的做法不对头。这个批评是有效的。可是对群落外的雌猩猩进行攻击的地点远离香蕉供食站，全都在卡萨克拉群落所在领地的边缘。卡哈马群体的猩猩全部都主动地、而且显然是永久性地离开了有香蕉供应的领地。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他们是因为想返回原先的领地才受到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在非洲其他一些黑猩猩生活的森林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观察到类似的领地攻击行为。
　　　　有的科学家即使接受了我们所公布的科学考察数据资料，他们仍然认为公布这些事实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应当尽可能把这种侵略行为加以弱化。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抵制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科学的政治，也就是由于政治、宗教或者社会方面的原因，在发表还是不发表的问题上所受到的压力。我把黑猩猩之间的暴力行为告诉一个同行之后，他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发表，因为这将给那些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和作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素材，以‘证明’他们所说的人类进行暴力冲突的倾向是天生的，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遗憾而且可悲的是，这都是我们凶残的猿人祖先的遗传。”
　　　　侵略性的问题带有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是70年代初期的事。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在当时，侵略本性的问题仍然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场辩论的一方认为侵略是人的天性，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密码之中。另一方的人则认为，人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在婴幼儿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将会永远被铭记，将会决定这个孩子成人后的行为。
　　　　我第一次参加关于先天天性和后天教育的大辩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一些深受我尊敬的科学家竟然庄严地宣称，他们认为所有的侵略行为都是后天学来的。所以他们提出，只要从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中清除所有暴力和侵略的经验、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所有民族主义、军乐、竞争、惩罚，还有其他许多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经验，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没有侵略的乌托邦社会。这种观点认为，像南非布须曼人和爱斯基摩人，毕竟因为没有接触到　“进步”，所以他们那里就根本没有侵略和战争。显然，人类的真正本性就完全是和平的。这种说法早就被证明是不对的了，可是许多人依然抱着“高尚的野蛮人”　的说法不放。我在大会上发言，对黑猩猩之间为争夺主宰权的争斗、黑猩猩群落之间的冲突以及其他侵略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评论。我的发言受到一半与会代表的欢迎，另一半代表则针对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辩论中有一位我以前非常崇敬的科学家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发了言。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你真的认为所有的侵略都是后天学来的吗？我不明白，你是个人种学家，怎么能有这个看法？”他回答说：“简，我最好还是不谈我的实际想法是什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下降了。
　　　　一位来自前苏联的心理学家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当然，我们当时正处于冷战巅峰。他不敢擅自回答任何哪怕带一点点政治倾向或者有一点点争议的问题，而是要先去打电话请示他的上司才行。
　　　　我去贡贝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证明黑猩猩比人好或者比人坏，也不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讲台来发表关于人类“真正”本性的咄咄逼人的讲演。我为的是去学习，去观察，去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我只想把我的观察结果和我的想法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坦诚地和其他人交流。当然我的态度很明确，无论事实是如何的不确定，我们还是应当予以正视，而不应当加以否认。
　　　　关于贡贝黑猩猩群落之间冲突的细节发表之后，的确有几位作家引用了其中的资料，并提出这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暴力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基因之中的，是我们从我们灵长目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人类是嗜血成性的，因此暴力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随着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原因》的出版，这种观点的可信度就更强了。道金斯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的动机，他认为我们的行为主要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由于这些蛋白质微粒的主要“目的”就是自我繁殖，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大多是由遗传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成功繁衍或者通过我们亲戚的成功繁衍而实现，因为他们和我们共享着一部分基因。这就意味着，为了确保我们的基因得以延续，我们可能帮助我们的亲戚，尤其是与我们关系最近的那些亲戚，如兄弟和姊妹。如果我们帮助的是非亲戚呢？这其实不是因为人类有关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基因）“希望”我们的善行能有所回报。我今天救了溺水的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救我，或者救我的亲戚。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基因的生存。道金斯在此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评论说，我们不应当希望有什么上帝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盲目、无情的冷淡”所主宰的宇宙之中。
　　　　道金斯的书之所以如此畅销，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它向许多认为人类是自私残酷的人提供了借口。这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与此同时，医学研究揭示，许多心理障碍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也许否认对自身丑行负责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回想起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残酷折磨。一个被人认为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