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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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
　　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年2　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两个月内不断来电，免得让敌人看出我的报告引起了突变。
　　另外我再亲自给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处境的严重，请他把我的报告设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转交苏共中央。我又开一张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求立即让这二十个人转往安全地点。为首两人便是包利奥尔和朱丽叶。
　　就在这时候，别动队又在安排卡茨与朱丽叶进行第二次会晤。杰林还不知道和情报中心通报到底该用什么文字，该用哪一本密码。肯特曾经告诉过他，凡是托法共转发的电报，都用一份专用密码。我坚决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结果，杰林便决定用肯特手里的密码，文字则用俄文。
　　这又给情报中心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我从前发报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密码则用法共的密码。
　　第二次会晤的场面，一按惯例，没有改变，照旧由德国特务四面埋伏，层层监视。杰林深信朱丽叶一定会接受卡茨的信件。结果呢，完全出于杰林意料之外，卡茨不仅把信件带了回来，而且外加带回一包糖果。卡茨笑容满面，能使和尚见了他也会觉得自己已经还了俗。他对杰林说，同志们对我的情况十分挂念，外面已经传说我被捕，朱丽叶也接到了命令，叫她不要再收信件，一定要我亲自送去的才能收。不管怎样，卡茨已经定了约会，由我亲自去找朱丽叶。
　　杰林听了十分恼火，问我该怎么办。
　　我便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被捕已经有两个月。在这期间，谁也没见过我。我在哪儿都没有露过面，跟法共的联系完全中断。我早就告诉你，目前的情况在所难免。你去为法共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又怎能不怀疑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得怪你。你不要我一道搞‘大赌博’，现在都给你弄糟了。”
　　他听了便对我说出一些真心话。他说他从一开头就要我参加“大赌博”的，可是柏林方面不答应。他连打几个报告，证明我有诚意，可是都归徒劳。柏林方面害怕法共会用非常手段救我脱险。
　　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反正一星期内，我再见不到朱丽叶，那就不用再提什么‘大赌博’了。而我呢，我要求重新把我送回弗雷纳监狱。”
　　谈完了这一次话，杰林便乘飞机回柏林。过了几天回来；他的计划已经得到了上司的同意。
　　在杰林去柏林的几天里，伯格每天都来和我长谈，气氛十分友好。原来他是由杰林派来摸我底的。在谈话中间，我、得知希姆莱本人也对“大赌博”十分感兴趣。对我来说，这越发证明这一场把戏不是好玩的。
　　约晤朱丽叶的事非搞成不可，否则，　　“红色乐队”的全部被捕人员都得丢脑袋。
　　—我一辈子做事，都以保全人命为重，可是这一次的彩头实在太大，我连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我把那么多人性命来冒险有什么不对。有时候，全部责任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上。
　　我没法跟任何人商量，只好由我一个人作出抉择。事情过了三十年，我仍然为我做出了这一抉择而感到自豪。
　　星期四晚上，在会见朱丽叶的前两天，我和杰林长谈一次。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他承认在柏林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到上级批准，由我去见朱丽叶。他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我非常希望这一次会见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若能取得法共的信任，再跟情报中心打交道就方便多啦。”
　　接着，他便设想一些情况来安排我的行动。他说：“我完全排除你出卖我的可能性。但是，你如果不完全相信单独议和会成功，那末我就该担心你会利用朱丽叶的约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通知朱丽叶。我得预先告诉你，如果你想乘机逃走，或者乘机通知朱丽叶，那我就把法国和比国‘红色乐队”的监犯一律枪毙。”
　　我一听火冒十丈，便对他说：“你自称要我合作，促成单独议和，可是你却这样对我进行威胁。这使我不能不这样想，早知如此，还不如马上处决。这是我一落网就作好的准备。你把我押到刑场去枪决好了！　”
　　从此以后，杰林再也不威胁我了。他终于看清楚他已经在’他上级面前大大地卖弄了他和我一道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他已经骑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风险，让我会见朱丽叶。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会晤的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老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杰林不会搜我的身，因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约。怕的是杰林的同党来一次挑衅活动。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波梅尔堡，还有巴黎别动队的头子雷塞都在窥伺着杰林，等他出纰漏。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会晤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
　　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而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交给朱丽叶。
　　我说；　　“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观察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