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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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严令，不准部下紧急备战，到了22日晚上才接到命令把敌军逐出国土。这时候，德军装甲师已经深入苏境几百公里。
　　一直弄到全国人民自我牺牲，奋起抗敌，才把战局扭转过来。尽管这样，错误毕竟导致了几百万俄国人的死亡，而且延长了战争。
　　苏德战争初期，同志们和我都身历其境。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
　　红军吃败仗，我们当然着急。但是我们指靠人民的勇敢，苏联人力，物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精神上，我该说这是主要的，我们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始终不同意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是搞情报的，我们也不相信这个条约能长命百岁。而战争一打响，问题便清楚了，苏联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斗。因此，我们加倍的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我们必须准备就绪，尽量收集军事情报，经济和政治消息，为胜利添砖加瓦。
　　第八章　奏乐
　　真正打胜仗的是苏联步兵，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冰雪里把脚冻烂。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把鼻子埋在奥马哈海滩的红沙里。是南斯拉夫，希腊出没山林的游击队。……不管什么情报组织，都决定不了战局。索尔格也罢，拉多‘也罢，特雷伯也罢，谁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不过是第一线的游击战士，凭仗同志们的耿耿忠心，不遗余力地为最后胜利尽一分力气”。我觉得先把话说清楚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需及早解答。简单说：“虹色乐队”固然很好，不过，要它干什么呢？　这是一批勇敢的人，贴在敌人身边搞情报，搞材料。这也很好。不过，这是些何等样人呢？　有些什么本领呢？　我在上文已经举过一些例子，下文讲下去还要举出一些见证人，来证明我们怎样采取直接行动，用些什么方式方法，把情报搞得越多越好。
　　从1940年到1943年，“红色乐队”的吹鼓手”，向情报中心打过报告一千五百份左右。
　　第一类报告是有关敌人的物质力量：兵工生产、原料，运输、新武器。在这方面，“红色乐队”很显了神通。德国的新战车老虎式T6，图样绝对机密，可是我们弄到了手，马上送到莫斯科，让苏联的工厂争取时间，制成了KV型新坦克，优越性全都超过德国制品。KV型战车在战场上一试身手，就叫德军总部大吃一惊，并且吃了大亏。
　　1941年秋天，情报中心接到第三十七号报告：“ME110　型麦赛希密特飞机日产九到十架。而在东战场却每天平均损失四十架。”这个加减乘除是很容易做的。
　　1941年年底，我通知局长说；　　“麦赛希密特飞机厂赶制一种新型歼击机已经有三个月。发动机是新式的，时速可达九百公里。新飞机的图案拍成微型胶卷，首途莫斯科。”过了几个月，苏联飞机厂也制成一种新型歼击机，性能超过德国。
　　第二类报告则有关战局。师团确数，武器配备，攻击方案。
　　举例来说，1941年12月10日，第四十二号报告指出；　　“镕闰空军第一第二线共有飞机21，500　架。其中运输机6　，258　架。
　　东战场现有9　，000　架。”
　　另如；　　a1941　年11月，来源苏珊。德军总部建议冬季战线南起罗斯托夫，中经伊秋木，库尔斯克，奥略尔，布刊扬斯克，诺夫格勒，北至列宁格勒。”
　　几天以后续报：　　“希特勒批驳了总部建议，下令向莫斯科发起第六次攻势，并在这一战区赴以全力。”
　　1942年年底，报告指出：“在意大利，各战区指挥部开始抵制党的指示。推翻墨索里尼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德军正在慕尼黑和英斯勃鲁克集中，准备干涉。”
　　此外，情报组主要负责人经常分析综合局势，进行推断，例如：　　　　“德军领导集团认为，东战场闪电战业已失败，德国已失掉必胜信心。各种倾向都要希特勒与英国单独媾和。德军总部将领等认为战事将延续三十个月，然后以妥协告终。”
　　谁要认为；索尔格呀，波森呀，特雷伯呀，他们打回去的报告都被莫斯科视为经典，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情报中心接到的材料：都先经过译电处，然后由一批军事和政治专家精选，查证，再和其他不同来源的材料相互对证。比方说，我在1940年秋天报告德军三个师从大西洋沿岸抽调前往波兰。情报中心同时也接到运兵火车司机情报组的报告，以及波兰情报组的报告，证实了我的消息。
　　1941年秋天，红军处境危急。德军在五个月内，推进一千二百公里。
　　基辅失守，德军开进乌克兰这个粮仓。往南，曼斯坦将军打下了黑海滨海地区。在北方，列宁格勒四面楚歌。在德军中路，斯摩棱斯克陷落，莫斯科已经无险可守。
　　希特勒发出胜利的战报，宣称：“俄军就歼，莫斯科指日可下。〃　德军总部着手制订计划，占领苏联首都，并且另设行政体系，取代旧机关。希特勒确信莫斯科陷落，军民斗志就将一扫而光，斯大林不得不屈膝投降。他在东普鲁士，拉斯顿堡统帅部，召集麾下将领，再订攻击计划。他主张正面直取莫斯科，而参谋部则主张包抄合围：第四军和第三军经过大迂回，大包抄，在莫斯科后方接合。结果是这一计划占了上风。
　　我今天已经可以透露“红色乐队”的一位战士当时曾经参加了这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会场有一位速记员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将领的发言，而这位速记员正就是波森小组的成员。苏军总部对于德军这一次攻势了如指掌，乃得对症下药，策划反攻，从而击退了德军。还是这一位速记员，提前九个月，便报告德军将进攻高加索。1941年11月12日情报中心接到报告如下：“第三号方案以高加索为目标。原定11月行动，现改1942年春季。5　月1　日，部队应全部布置就绪。自2　月1　日起，后勤部将全力以赴。出击高加索兵力的各个基地展开如下：罗佐瓦亚，巴拉克莱沙，组古耶夫，贝尔戈罗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诺格勒。总部设在哈尔柯夫。详续。。
　　1942年5　月12日，专差赶到莫斯科送交我的微型胶卷，上有攻势轴心的一切情报。高加索全部地区应于8　月占领完毕，以便守住巴库及其油田。攻击将以斯大林格勒为主要目标。
　　7　月12日，斯大林格勒战区成立指挥部，由铁木真戈将军领导。陷阱安排就绪，就等德军自投罗网。
　　第九章　费尔南·包利奥尔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保证通信联络。不言而喻，假如没有通信设备，堆积许多情报消息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一个情报网来说，通信联络等于潜水员需要氧气。只要气管失灵，人就马上闷死。
　　必须承认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水下和水面隔绝，通信联络还没有搞好。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情报中心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收发报员都缺乏。
　　随后，“红色乐队”逐渐搞到了设备，布置了人员。柏林有三架发报机。比国有三架。荷兰有三架。短时间内，法国还默不作声。我很着急，切望法国赶快参加这个电波的协奏会。　　　　我们掌握的通信手段并不限于无线电。首先，并不是什么情报都能由电台发出去。港口设备的图纸，要塞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等都没法用电报打出去。碰到这样一些材料，我们用化学墨水，主要还是用微型胶卷。直到1941年6　月为止，绝大部分在法国收集到的材料，都交由苏联驻维希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出去。我们绝对避免身上带着材料越过分界线。我和莱奥想出了一个办法，并且由我们俩最先使用。先租一问卧铺车厢。另外一名组员再去租一间车厢，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车到磨坊站，要过分界线，交通员和他带的行李自然都受检查。德国宪兵打开车厢，里面没有人，宪兵不用停留，随即走了过去。过了分界线，交通员只消进去取回藏着微型胶卷的笔，那便万事大吉了。
　　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经理和职员都带得有多特工程局的证件，他们来往十分方便。另外一些交通员也很别致。负责柏林跟比京之间通信联络的女交通员，名叫瑛娜·英顿。她长得十分美貌，在时装公司当模特儿。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朗以及纳粹大官们的夫人都在那家时装公司定制衣裙。还有一个茜蒙·费特，在巴黎当比利时商会职员，负责巴黎和比京之间的通信联络。她只要把信件交给比京交易所的联络员，这人就会负责转送。我们还利用一位开过分界线的火车的司机。还有渡海开往斯堪的纳维亚轮船上的海员。
　　自从东战场战事开始以后，我们的行动迅速发展。原来那种手工业操作法不顶事了。不管那些窍门有多么巧妙，多么有效，多么富于想象，多么象侦探小说，毕竟再也不够用了。我们情报组的材料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要求迅速。苏联投入战斗以后，武官苏斯洛巴罗夫离开了维希。
　　唯一可用的只剩下了比京的联络站。但是在那儿发报却靠不住。安全上，功效上靠不住。
　　因此，我们急需在法国设置通讯站。我要求局长联系法共电台的负责人，让我去找他，相信一定能够给我臂助。局长同意了。就这样我和费尔南·包利奥尔订了约会。他的代号叫杜伐尔。
　　我们俩头一次见面便十分满意。我觉得他真算得人地两宜。他身上有一股子热气，叫我一见倾心。尽管他在法共党内负有重要责任，毕竟还是答应了为我们找电台，训练报务员。
　　他是南方人，老是乐呵呵的谈笑风生。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他总是笑眯眯地担负起来，笑容就象他家乡的太阳那样明亮温暖。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拿《人道报》来识字。他很早便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因为向往航海，进了马赛的水文学校，毕业后当商船报务员。他在海军服役三年，上了黑名单，退伍后没法找到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他投身于新闻工作，用全部时间为国际红色救护组织的喉舌《保卫》写文章，同时还为龙河口的党组织到各地去做演讲。1936年，法共在马赛创办双周刊《红色南方》，可是经费分文无着。他却不在乎，仍然当了总编辑，凭他对新闻事业的爱好，奔走呼号，不管是找印刚厂，还是当跑街，反正什么都干。就凭他的这份劲头，读者越来越多。有人说，《红色南方》名虽叫双周刊，实际上却一周出双期。这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一爆发，包利奥尔便奉命搞无线电侦查。老天爷真会开玩笑！日后的法共电台负责人身兼“红色乐队”的电台负责人，居然负责侦查地下电台。复员后，他马上参加抗敌组织，着手建立秘密电台，并且培养报务人员。
　　法共给我们的这份厚礼非常重要。我们是十分明白的。
　　包利奥尔很快就装好一部电台。至于报务员呢，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让我去跟索科尔夫妇取得联系。
　　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早巳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　　“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