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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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套路90年代中期已经过时，王建南对我说过，90年代以来，泡妞语言已经开始向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转变，话语中充满了隐喻，暗示，更注重细节。举例而言：有很多男人开着一辆车在文化路上转溜，看准目标后把车停在粉子面前说：“小妹，请问网球场怎么走？”用这样的方式搭话，暗示的特征是明显的，一方面网球意味着一种良好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运动则意味着健康的身体，而健康的身体则暗示着性欲方面的能力。
网络化以来，很多人的网名都显得很文学，像诗一样浪漫、具有象征意义，比如有些男人的网名是“生活在别墅”、“开奔驰的男人”，有些女人的网名“不和陌生人同床”、“深闺重重”等等。
最后王建南总结，欧洲的诗人们用了好几百年，才从现实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又用了两百年才终于从浪漫主义进入象征主义时期，我们这代人只用了10年。
但是，对于婷婷这一类守旧的女人来说，她们仍然怀着对书上爱情的憧憬，她们需要实实在在的甜言蜜语，男人只依靠行动和事实是肯定不够的。
如果她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就会在网上聊天里寻找语言慰籍。
而此时此刻，婷婷更需要语言上的安抚。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悲啼，甚至泣不成声，流下的眼泪把副驾的靠背都打湿了。
22
借着车旁闪过的路灯，我仔细看了看婷婷的脸。
她脸上还挂着几滴晶莹的泪花，桔黄色的街灯映照着她凄楚的面容，车外细雨打窗，这景致很有些唐诗宋词，让婷婷平添了几分很古典的韵味。
看来，婷婷真的没说假话，她的确还是一个未敦人伦的资格黄花闺女：眉毛上没太多修饰，紧凑细密，耳廓上的绒毛明显有一圈淡淡的浅黄色光晕。
婷婷还在不住地抽泣，这时音响里鲍勃·玛利还在拼命地吼那一首著名歌曲：《没有女人，就没有哭泣》：no women no cry 是啊，至少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婷婷这个在我车上，当然就不会有哭泣，我第一次觉得，鲍勃·玛利的歌词写得真他妈NB。
“好了，婷婷不哭了，胡哥喝醉了，是哥哥不对…”我说。
“下次让王建南哥哥陪你一起耍好不好？不哭了，乖！”我反复安慰她，一路上拼命找语言，但只有这句话最顶用。
车到双楠，婷婷已经停止了哭泣。
“你今年多大了？”我问婷婷。
“明年就23岁了。”她说。
“你和林未晏是同学？”我觉得林未晏明显要大一些。
“我们是联大外文系同班的，我读书早，比她小一岁。”婷婷说。
真是珍稀动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美妙的念头：让王建南为婷婷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不知道是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果子熟了不摘，最后就会烂在树上。
绝不能让婷婷的青春烂在树上，此时，我对她充满了歉意和同情，其实正如王建南所说，我就是在这一方面还比较有良心。
我一定要动员王建南王帅哥，拿出一个男人的绅士风度和诗人的浪漫，和婷婷共渡一宿，其实两宿也没有关系，反正他现在没有女朋友。他一定会给婷婷的人生第一次带来最甜蜜、最美好的回忆。
这样很好，让王建南当一回“处级干部”，让一个问题少女摆脱性的困扰。如此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至于我本人，在性方面我有自己的原则和喜好，对某些男人迷恋处女这回事很不以为然，我甚至觉得，除非那女人有沈秋、或者周家梅那样的姿色，我才有兴趣为她效劳一下。
我上大学时念的理工科，在性这个问题上，我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对那种荒诞的所谓采阴补阳的说法，更是不以为然。
我想起，去年听汽车收音机时，交通电台深夜节目一位性科学专家杨大夫正在主持听众热线，一个小伙子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非常激动地说：
“杨大夫啊，我明天要结婚了，但我还是处男，我咋个向我老婆证明，我还是处男呢？”
杨大夫说：“哦，你是处男，那你梦遗过没有啊？”
小伙子说：“梦遗过。”
杨大夫说：“你梦遗过还算什么处男！”
当场就把我笑翻，对那位杨大夫很是佩服。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可以想像那小伙子多么悲痛，杨大夫几句话就让他身价大跌，在专家的权威面前，他终于含泪承认，自己已经不是处男。
当然，某些男人还是有“处男处女”的迷信思想，我们公司老板就乐此不疲，经常要我为他和某些重要的客人到周边职业场所找这样的少女。
黄忠镇上的潘姐和我很熟，她手上只要一有鲜货，都会给我打电话。一般来说，价钱和一款普通手机差不多。据潘姐说，这些少女平生第一次挣的外快大多数就是用来买手机、或者换一个新款式。这几年，手机厂家和广告商家都瞄准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款式潮流三个月变一回，很多少女刚换了折叠，又流行彩屏，去年还是诺基亚，今年又是菲利普，上个月还是厦新A8，这个月又成了韩国三星，少女们昏头转向、五迷三道，再多的钱也换不过来，只恨爹妈少生了几层处女膜。
于是，成都周边的这类地方总是货源滚滚，基本上属于买方市场。
有一次，在老板的一个重要客人面前，我不得不同流合污了一回：那是一个15岁的高一学生。我一向对女人耐心不够，加上我不是S/M。最让我恶心的是，那个老头不仅很变态，还有观淫癖，让潘姐做了很特殊的安排。
事后真是血流成河，卫生纸用了大半卷，周家梅给我买的衬衣上都是一大滩腥臭的鲜血。
回家后，我只好对周家梅解释说，帮老妈杀鸡沾上的。
把车开到婷婷的家门口，她下车了。
我没送她上楼，下车时，她回头对我说：
“我平时喜欢在家里做菜，下周末给你们做顿饭吧！你跟王哥说一下，来尝尝我的手艺。”
最后她又补充：“我做的拌白肉她们都说很好吃，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只好说：“好，一定来，我不仅要吃你的菜菜，王建南还会吃你的肉肉。”
婷婷一下子满脸绯红，腮边没擦干的泪珠像一滴红药水。
23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才醒来，宿酒未醒，头晕脑胀，朦胧的意识中仿佛觉得昨晚和婷婷干过什么。
清醒后才想起，没有！我也想起了昨天发生的每一件事。
生活就是这样，昨天发生的事一定要弄明白，但明天该做什么，却不一定能想得清楚，也许冥冥中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我们只需要行尸走肉。
是不是也注定了我和周家梅一定要分手，她与我相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只是误会消除而已。
当初，我们都认为这就是爱情。
这世界上究竟有爱情吗？西方人说，世界上本没有上帝，信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上帝。中国人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那么爱情呢，也是如此：世上本没有爱情，谈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爱情。
我觉得以后还是应该多谈些恋爱，少在风月场所鬼混，恋爱谈得多了，总有一次可能发展为爱情。
不过，我也怀疑自己，我还有爱的能力吗？我是如此，周家梅又何尝不是呢？
起床后我披上睡衣，坐到客厅的沙发上点燃了一只烟。
刘小慧正从房间里出来了，像是精心打扮过，看起来很粉很骚的样子。
这小粉子今天是不是想勾引我？
刘小慧说：“胡老师好，我要出门几天。”
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她“考博”刚考完，准备去上海和男朋友到周庄旅游。
看来，把小慧发给王建南的事可能暂时要缓一缓。幸好还有婷婷，我突然想起了婷婷下周约的晚餐，这件事我必须告诉王建南，一个现成的粉子，决不能浪费了，我很想玉成这对旷男怨女的好事，就像当年，王建南促成了我和周家梅的好事一样。
24
当年我能够泡上周家梅，王建南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
我和周家梅刚好的时候，她周围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只有王建南说一朵牛花插在鲜粪上。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是怎样泡上她的，人的记忆并不可靠，昨天发生的事也许就忘得一干而净，而多年前的往事却历历在目——那时候我和王建南大学毕业不久，整天在一起厮混，百无聊赖，无所用心。我们都没有正经工作，也没有粉子，当时，我们那一届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悲惨，正遇上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此前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主要是因为数量很少，大多数都能分配沿海大城市或省份城市。
一进入90年代，我们深感生不逢时，我被分配到国家水总14局（水利部第十四工程局），报到的工程处位于阿坝洲岷江边上的汶川县，再走几步就到了长江源头。当年全校的高考状元王建南，被分到了离成都500公里的西昌。那时候支援边疆建设已经不时髦，我在汶川呆了不到一年，转正后马上停薪留职回了成都。
王建南没有报到就直接下海了，这在当时惊世赅俗。我们在成都重逢后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友谊比在学生时代更加深沉。
那一年清明前夕，王建南说师大有一个诗歌朗诵会，他说他作为过去的校园诗人也在被邀请之例。
我当时很吃惊，原来王建南还写诗？一个伸伸抖抖、完全正常的小伙子居然还在写诗，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的逼问下，王建南终于含泪承认了自己现在还在写诗。
我上大学时见过一些诗人，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大一的时候，班上一位学生干部在床上进行“不良生活习惯”时，被宿舍同学发现，并被举报到系团委，农村有句俗话说“一滴精十滴血”。于是在系里的一次会议上，学习部长发表了《摈弃不良生活习惯，做建设四化新人》的讲话，他说：
“青春的热血应该洒在什么地方，应该洒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事后那位有“不良习惯”的学生干部被撤职，并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这件事发生后，因另一所高校也发生过一起女生怀孕打胎后被“劝其退学”的事情。于是学校诗歌社的几个校园诗人串联了烈士墓那边两所高校的学生，搞了一次聚会，会上扯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八个大字：造爱有理，手淫无罪。
一群人拉着横幅从烈士墓一路吼到沙坪坝，最后到解放碑才散伙。一路上人们侧目而视，一些看热闹的重庆妹儿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说：“日妈哟，想日就脱裤儿嘛，吼锤子吼！”
后来听说，组织这次活动的人都被处分了。
从那以后，我对诗人的印像就不太好，觉得他们比较傻X。有些事做得说不得，有些事说得做不得，出这样的风头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王建南一说诗歌朗诵会，我就不想去趟这一路混水。
但王建南说这次聚会上一定有很多粉子，我才终于答应陪他一起去。
于是，1992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和王建南骑着自行车到了郊区的师大。
25
我和王建南去了才知道，师大果然美女如云。
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我穿得十分庄重，白衬衣、红领带，看起来特别英俊正派，很像现在的保险推销员，因为沾了王建南的光，我和诗人们一起，坐在最前排的嘉宾位置上。
嘉宾的衣着个个都很随便，全是艺青、愤青、甚至是滚青打扮，只有我一个人衣冠楚楚，坐在他们中间显得很不协调，像一个错别字。
但同学们却不时向我投来崇敬的目光，我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那时候，80年代的“诗歌热”已成过眼烟云，但由于卡拉OK和现在的“一夜情”还没有普及，诗歌虽然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但还是少男、尤其是少女们抒发感情的重要手段。
那天晚上师大礼堂人山人海，礼堂外面也站满了学生。
一个少女上台了，她迈上台阶的时候，优美的腰臀弧线在我眼前轻捷地一晃，抬头一看，她花蕊一样粉嫩的脸上，洋溢着纯洁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