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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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迷糊，可能已经搞不清抱着她的男人是我还是王建南、抑或别的什么男人，我从背后搂她时搂得很紧，手伸进她T恤里一阵乱摸，她一点也不拒绝，甚至显出很兴奋的样子，趁着昏暗的灯光，我索性解下了她的胸罩，塞进屁股后面的裤包里，我一边跳一边把她拉到了酒吧门外，在府南河边上的草地上，在一丛夹竹桃下，我掀起敏敏的裙子。
幸亏她没穿长裤袜，特别省事…后来我对刘至诚他们说，我终于创造了本届欧洲杯最快进球纪录。从到达酒吧初次相识到最后进入她身体，我前后共用了二十多分钟。过了一会儿之后，敏敏伏在河堤上开始呕吐，肚中的秽物、以及眼里的泪水随着锦江水滔滔流去，
我把她扶到我车上睡下，然后重新回到酒吧里，我悄悄告诉王建南：“这个粉子已经是我的了。”
王建南的脸色相当难看，也许他出门找我们时，看到了我和敏敏在夹竹桃下奋勇拼搏的雄姿，接下来他喝酒喝得更猛，最后也醉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敏敏接我电话的时候比较冷淡，约她也不出来。后来我又打过几次电话给她。两个星期后，我和王建南一样鸡飞蛋打，敏敏到上海工作去了，我们谁也没有得到这个女人。
我当然明白，我所创造的最快进球纪录，主要得益于王建南的中场组织和妙传。
当时我想，创造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毕竟是不同的，所以我没有太内疚。但事后想来，我的确应该还王建南一个粉子的人情。
10
又到周末。
一年来的单身生活，我开始体会到一些单纯的快乐：翻开今天的商报，周末副刊版《情感时空》上照例有王建南写的专栏文章，这一期的文章标题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绿》。
我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说：戴绿帽子的男人也是人，不要自暴自弃，更不要一蹶不振，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最后引用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
我突然想起，已经好几天没有想起过周家梅了。
是啊，我现在深有体会，光棍至少有一个好处：再也不用担心被戴绿帽。当初周家梅提出分手的时候，王建南用一句名人的名言安慰了我：戴绿帽宜趁早，晚戴不如早戴好。
他还进一步说，世界上的男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戴过绿帽子的，一种是没有戴过的。戴过的总比他这种没有绿帽可戴的好。
所以我怀疑王建南这文章可能说的就是我。
关于我和周家梅分手这件事，王建南多少知道一些，但分手的真正原因，我含混地说缘份尽了，我不能说责任在她，这样就显得自己很没有水平，甚至还有性冷、阳萎的嫌疑。如果说责任在我，别人就会说我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毕竟周家梅和我在一起时间差不多有7年，一个女人一生最好的时光。
周家梅有没有给我戴过绿帽？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女人主动提出分手对男人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周家梅深深地打击了我做为男人的自尊心。除此之外，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我拿起电话，假装火冒三丈，拨通了王建南的手机：
“***，王建南，你就靠出卖哥们的隐私骗钱嗦！”
“向东啊，咋回事？”王建南在电话那头说
“你今天商报的专栏。”
“绝对不是！泛泛而谈，泛泛而论。”王建南说。
“你妈B！深深地伤害了我脆弱的心灵，今天晚上你发‘粉子’出来给我赔罪。”
“最近手上正好有一张牌，房产界著名的‘楼粉’。”王建南说。
“下班后你先到我办公室来！”我放了电话。
其实，我之所以给王建南打电话，就是在考虑，什么时候把小慧发给他，一个是当年的状元才子，一个是新时代的美女才嫒，王建南肯定会接招。
11、
我办公室所在的地方，被我们称之为成都市“粉子一条街。
“粉”就是漂亮的意思。对漂亮女人的赞美依次可以为：粉子、很粉、巨粉。举例来说，小慧就可以说她是“小粉子”，我前女友周家梅勉强可以算“大粉子”，沈秋就是“巨粉”。
在成都，大凡有点文化的人，把可能成为性对象的女人，都称为“粉子”，算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没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把女人称为“婆娘”、或者把家属以外的女人都称为“婊子”。
这个词八十年代初起源于四川美术学院，八十年代末大量“艺青”（艺术青年）、“文青”（文学青年）从重庆移居省府，于是被带到了成都，并发扬光大，产生了大量的衍生词，比如从事科技工作的，可以称之为“科粉”，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可以称之为“楼粉”，电脑IT业的，可以称之为“电粉”当然，还没有人把护士小姐称为“白粉”。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人民在语言的全球化方面，为新时代贡献了两个词汇：一个是“雄起”，另一个就是“粉子”。雄起就是勃起的意思，前者把一个有色情意味的动词变成了正儿八经的书面语，后者把一个略含贬义的名词变成了褒义词，都说明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如今“粉子”这个词已进入北京，著名电影导演李大刚在他的随笔集《你把青春献给了我》里活学活用，自谦地称自己的老婆、一位影视明星只是“肥皂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影导演都忙着写书，而作家们却忙着拍电影上电视。这就叫艺术的错位，别的领域错位得更吓人：生意人都忙着搞艺术，艺术家都忙着做生意；年轻人现实又老练，老年人浪漫又天真；卖淫女衣着打扮清纯又保守（甚至还背个书包），良家妇女着装大胆又暴露…目前，这样的错位已具有全球化趋势，比如现在最火爆的RAP歌手是个白人，最牛B的高尔夫球手却是黑人。
等王建南来办公室这段时间，我百无聊赖，站在窗前打望街上过往的“粉子”。
这条街上之所以粉子如云，主要是因为这里集中了很多高档酒店和本地最为时尚的购物场所。自春天百货往蜀都大道以东，伊滕洋华堂、太平洋百货、百盛购物广场，经总府路过街天桥到王府井百货，这些地方都是本地时尚男女趋之若鹜的购物天堂。
这里是成都的脸面，是成都的骄傲，是最能体现成都市全球化水准的地方。以前有位本地作家在书里写道：“这里三步一个张曼玉，五步一个林青霞。套用古代圣贤的话来说：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大款。”
书出版后在本地尤其畅销，从此以后，姿色不太好的成都女人，都不好意思在这条路上逗留太久。
王建南从报社到我办公室很近，步行10分钟，路上正好阅尽春色，到了王府井大厦B座坐电梯上29楼，就到了我所在的公司：成都市新跨越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12
下班时间到了，王建南还没有来。
每到大周末快下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蠢蠢欲动，老板临走之前吩咐：万一她老婆打我手机查号，就说他和客户去花水湾打麻将去了。
我想起了周家梅，以前这时候她也会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正在路上，等会儿就到。
女人说等会儿通常是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她是这条街上一朵灿烂的“购物狂花”，为装点成都“粉子一条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家梅来的时候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告诉我这件衣服多少钱，那件衣服打了多少折，恋爱时完全不一样，她从来不说买衣服的价钱，一件件拿出来在身上比划，脸上春光明媚，不停地问我好不好看？你说好不好看嘛？
我说好看好看，看得我都勃起了，要不要就在办公桌上搞一搞？
——这就是爱情！
实际上自从同居以来，我和周家梅就没在床上以外的地方耍过一回爱情，想起来实在无趣。
初恋的时候我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在望江公司的竹林里，在学校礼堂的雕像背后，在电影院，在火车上，甚至在长途汽车里。尤其是成渝线的列车上，美丽的成渝线啊，每一个停靠的站名都充满了性的暗示：资阳、简阳、江津、内江…多好的名字，滋阴壮阳，男欢女爱。
不得不说，自从开始谈婚论嫁以来，周家梅就变得矜持了，变得只会买衣服赶时髦。女人都会买衣服，但很少有女人会穿衣服，穿衣服是一种天赋，就像做爱，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有些人结婚之前会，结婚以后就不会了。
周家梅即属于前者。王建南曾经对我说：你老婆越来越风情万钟了。
这瓜婆娘穿得那么妖艳，究竟想勾引谁？我最初以为这和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周家梅大学毕业不久，一直就在《华西日报》文化新闻部做记者，认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有大量的社交活动。
一个美女成天在这些圈子里混，我本该有绿帽之虞，其实我并不担心，我一直认为她是很传统保守的女人，除非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和刺激，她断不至于红杏出墙。
也许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半年多来我常常这样怀疑，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
另外，做为她的男朋友，我是完全称职的，基本上没有外遇，更没有打算“包二奶”（她把我挣的钱都卖了衣服）。至于找三陪小姐，我做为一个公司的副总，一个雪白的高级白领，有这方面的应酬很难免，我相信女人都能理解，男人必须以事业为重。当然，广告公司应酬比较多，但还不至于让周家梅和别的怨妇们一样抱怨：“上半夜守寡，下半夜守尸”
周家梅仍然像很多女人一样喜欢强调：“我是怨妇！”
当一个女人说自已是怨妇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有情调，让周围的男人们感到自己有事可干，于是女人的性感指数就像牛市的股票一样往上提升。所以1999年的时候，我和王建南只好把这一年称为“国际怨妇年”，没想2000年更是“国际大怨妇年”，周家梅终于在这一年和我分手，她经常说：“其实，我们女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
当时我说：“是啊，我们既要精交，也要神交，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下精交。”
周家梅马上就生气了，说：“你和自己精交去吧！”
为什么有些女人更喜欢神交？周家梅当年就喜欢和王建南“神交”。
其实，周家梅正是王建南发出来的粉子，他是我们这段感情不可缺少的见证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周家梅甚至不会爱上我。
13
王建南没有敲门就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长期以来，王建南在我们这群朋友中就承担了“发粉子”的义务，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聚会中“发粉子”的人不用买单。换句话说，王建南的买单能力有限。的确比较遗憾，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王建南的思想和作派还停留在80年代，事业上并无起色，就像他的外表，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身材瘦削像一个愤青，衣着随便像一个滚清（摇滚青年），面容清秀像一个艺青。当年我们就把这种青年称之为“三青团”操哥，不过现在这种“操哥”早就不吃香了。当然，王建南也没有操成艺术家，他缺少我们常见的艺术家那种成熟气质。
我说：“你娃很会编故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绿。”
“应该改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粉’，街上的粉子越来越多了。”王建南一边坐下，一边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着说：
“前几天认识了一个粉子，我们今天把她约出来。”
王建南坐在我的老板椅上，拿出一张名片，拨通了电话：
“喂，是林小姐吗？我是王建南，王八蛋的王，建设祖国的建，南方的南。前天到过你们售楼处，今晚有空吗？一起出来吃饭好不好？不行啊，那下半场怎么样？一起喝水嘛…太遗憾了，我正好和新跨越的胡总在一起，他对你们楼盘很感兴趣…好吧，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我提醒王建南，我是副总，不是胡总，说我是美术总监更好。
“这林美女长得倒是挺漂亮，就是满口的台普，她说：‘我今天晚上比较没有空啦。’”王建南说。
“只要她叫床不是台普就可以了，她总不至于说‘我今天晚上比较没有高潮的啦——’”我说。
“台普”就是以前的“二奶话”。自90年代以来，很多台湾商人在成都“包二奶”，所以一些成都女青年开始说起了台湾普通话，这是一种带翻译腔的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