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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闲看水浒-第1部分

小说: 十年砍柴-闲看水浒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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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云飞:《三国》《水浒》《西游》构筑中国人精神幻象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自慰品哪怕再能掀起高潮,都不可能代替元气淋漓的精神滋养所能带来的快感,它只不过满足了小民百姓对几千年来无赖的专制社会的意淫式革命,丝毫无助于改善社会不公平的残酷现实。不管是以均平富相标榜,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作诱饵,老百姓始终在其间自取其辱和受他人侮辱。换言之,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和现代文明的社会,暴民和奴才是所有人不可磨灭的基本标签(正如十年砍柴谓“匪性”和“奴性”的结合),你别无选择。哪怕这是一种绝大耻辱,你也只得含辱应承下来,就像黥面髡发者,你有着永远的耻辱,不管你衣着多么光鲜,开着顶级豪华轿车,仍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因为你不仅无法真正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财产,连最起码的身体也是只不过是他人案板上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而已。不平等的社会,生存的艰难,使所有人对强权有一种天然的仰视态度,于是只有寄望于夺了那鸟位的万丈豪情,爷爷我也来干它一干的革命理想。而这种理想,在《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包括武侠小说里,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满足了奴才和暴民梦中杀人、意淫强权的阿Q式心理,成为许多人争相阅读、持久不衰的宠物,以至于有人说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成人童话”。其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包括武侠小说,都只不过中国人找到苟活依据的意淫对象而已,在阅读中自我安慰以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不致完全发疯。不少国人在青少年时期大抵都是依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面充满了杀戮与阴谋的教导来完成启蒙仪式的。这样的启蒙仪式,从小就接受你死我活的斗争和滥杀无辜的社会现实,使每个人对杀人都会变得麻木和自然,还延伸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哲学,其实这种办法只不过为暴虐者杀人时分化瓦解,以节约成本而已,今天杀我,明天就可能轮到你,这便是无可逃避的残酷现实。
  中国文人评点和研读《水浒传》的历史可谓久远,但无论是金圣叹还是后起的张恨水、孟超、牧惠诸先生,大多没有逃脱对《水浒传》谋篇布局、文字精妙的研评范畴,偶有老吏断案的发明,但整体上都没有特别的创新。只有十年砍柴兄这本《闲看水浒》(萧翰兄不少论述水浒的篇章与《闲看水浒》有异曲同工之妙)打破了此前谈论水浒囿于玩味词藻的文章学的旧有框框,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实,用法律、经济诸方面的眼光来审视,从出色的文字后面看出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和血酬定律,这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重组、文明变革、民主自由的普世思想影响十年砍柴的必然结果。从刘备、宋江、唐僧的“无能”之能里,砍柴看出他们占领道德至高点和无所不能的厚黑手段;从街头赌搏做局,看出中国的政治其实多半就是“下三烂”的做局,还要美其名曰“政治智慧”;“从官军为什么不如民团”里看出宋代统治者修文偃武的尴尬,“只有在现在民主社会,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从“那些失败的生意人”里看出商人不能因纳税保护自己利益、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饱受官方的压榨,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下,只有更加为富不仁,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利益,从而种下了普通老百姓的仇富心理,成为夹在风箱中的老鼠;从施耐庵对女人的态度里看出“中国毕竟产生不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从而把目下疯炒的“女体盛”,看成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等等,都不难看出砍柴在评读《水浒传》时的独特视角。
  十年砍柴的精细,不只在读书有敏锐的触角、独特的视野,还在于他联系现实生活时点到为止,既让读者有适度的联想空间,亦让自己不背上太多的“影射阅读”的“恶名”,每每读到此处,读者便别有会心。他在谈及梁山二把手生存之道时,说梁山这些强盗的“表态学”真学得好,需要站稳立场时绝不会站错,赶快表态支持上峰的安排以及被挟持的所谓“民意”,凡是经历四九年后历次整人运动的过来人,看到这些地方真有痛彻骨髓的悲凉。虽然我认为他把周朝伐商朝,喻为英美打伊拉克,同时自作多情地在序言中说“我们党”,做出对一党独裁期望甚殷的幻想,不管是言说策略还是偶尔的走火,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我还是要趁机来一个“表态学”,砍十年的柴,真没白砍,他揭示了中国离现代文明还多么遥远的残酷现实和丛林法则。只有把紧密团结在以专制制度为核心周围的柴砍光,才能真正破译出残酷博弈的丛林法则。除了有胡适先生无一日不拱一卒的韧性精神外,或许这是他用甘冒破坏环境的网名,来行走于网络和真实世界的意图之所在。
   2004年6月22日端午节于成都反动居



   引言 

        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两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而《西游记》还是繁体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这本书,我必须在旁边放一本字典。这本书读完后的副产品就是,小小的我认识了许多“老字”——我们当地对繁体字的称呼,令村里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亲对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是《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两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他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惟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和西游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变化无穷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来也能变成小猴子;喜欢八戒的贪吃贪玩的种种小毛病,讨厌唐僧的懦弱和糊涂。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遥,以及孙大圣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西游》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西游”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最终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一样,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规则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众猴一起发现水帘洞,众猴约定谁敢先进去就推选谁为猴王,石猴冒险率先跳进去,最后做了老大。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决定集团分层时,敢于用生命去博的石猴占了先机。但仅仅有博命的胆量是不够的,是很难保证猴王地位的巩固,还必须有博命的本领,于是孙猴子飘扬过海学会了诸多本领。本领已今非昔比的孙猴子于是又不满足现有猴山的范围——这是暴力原则的必然结果。他有多余的暴力资源必然会扩大自己的“花果山”范围,于是大闹龙宫,大闹阎罗殿,大闹天宫,最后由于自己的暴力资源有限,败在如来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孙猴子,靠的不是谈判不是说教,因为在奉行猴山规则的悟空面前,这些没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虽然比起花果山,还有“义气”“天道”这种人类的温情作外衣,但本质上一样。《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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